毛泽东真的冤枉刘少奇了吗？

作者：硬石头

【穴外人按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根本不同就是由自己的主导世界观所决定的思想境界的不同：一个是无我，一个是有我。他们之间就由此形成了激烈的哲学思想的斗争，进而上升为路线斗争。

我们既不能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那样残酷斗争刘少奇是正确的，又不能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毫无根据毫无道理的，不能做那种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的历史结论；更不能认为我们在政治上给刘少奇平反了，就认为在毛泽东同志同刘少奇的分歧和斗争上，刘少奇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则是错误的。否认这一点，我们不但无法向历史交待，也无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待，就会把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扭曲成为一个完全不可理喻的人。历史绝不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公开向全党揭露刘少奇的问题，发动对刘少奇的批判斗争，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其标志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而毛泽东同志下这个决心则还要更早些。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五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引起我警惕，还是二十三条那时候。” 一九七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斯诺曾问毛泽东同志是什么时候起“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同志明确回答到：“那就早。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毛泽东同志下了决心要解决刘邓等人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将在此后详细展开论述）。为了有利于我们正确地分析和评价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的斗争问题，应当对刘少奇做一个基本评价。我们必须首先肯定的是，刘少奇在历史上对中国革命做出过一些贡献，是我们党的一位理论家；但必须同时看到的是，刘少奇确实长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历史已经证明，刘少奇的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并不是偶然的，是有着一定的历史一贯性，并且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一些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上一再地表现出来。因而，刘少奇绝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最多只能是一个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刘少奇顽固地坚持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并逐步形成为完整的资产阶级纲领和路线，自己也就由党的“同路人”渐渐走向与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分道扬镖，又由于刘少奇在我们党内所处的地位，因而，毛泽东同志认为刘少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总代表和“中国的赫鲁晓夫”的这个评价，不是没有道理的。

早在一九四八年土改时期，刘少奇就大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左”的做法，执行“把地富家的浮财分光，把地富全部杀光，把中农全部搞穷”的政策，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毛泽东同志对此批评到：“在划分阶级成份中，在许多地方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忘记了我们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可能和必须团结农村中户数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即全体农村劳动人民，建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在过去一年的土地改革斗争中，晋绥的党组织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１３０５页）然而，到了解放初期的一九五三年，刘少奇却突然向右转，他伙同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背着毛泽东同志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文件，提出了所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右侧机会主义观点，又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毛泽东选集第５卷８０页至８２页）

刘少奇在历史上的主要错误问题，应当说都是有其内在联系的，是刘少奇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或反映，而绝不仅仅是一种在理论提法上的偶然失误。

第一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党中央在给刘少奇平反的决议中讲到这一点时写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刘少奇的提法“同党中央毛主席的提法是一致的”。这样讲是极不严肃的，好象这种错误思想本来是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现在却强加给了刘少奇，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的事实是，刘少奇的提法和毛泽东同志的提法是存在着重大差别的，这个差别就在于从刘少奇的讲话和主张中暴露出来的迷信议会斗争、议会道路、解散大批部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与毛泽东同志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和平发展可能性的估计，和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与讲话中所提出的斗争方针，是绝不可同日而语的，既不能说刘少奇的思想中没有消极的东西，更不能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对形势的正确估计与刘少奇的错误思想等同起来，把那种“议会主义”倾向的消极思想也加到毛泽东同志头上。

第二是关于在天津工商界座谈会上鼓吹“剥削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进步的，正当的，合法的”“剥削有功、有罪，但功大于罪”的讲话；关于对山西省委合作化报告错误批判的问题；关于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先有工业化后有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和主张；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党在现阶段的根本方针和任务是“确保私有”、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等思想和主张，其实质是反对把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些东西不仅说法上是错误的，而且是带有纲领性的思想错误。《决议》之后，有些人发表文章不仅否认这一点，甚至说什么刘少奇的这些思想主流是好的，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原来所有的那种设想的，这就简直有点颠倒历史和混淆事非了。

第三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之后，刘少奇认为：在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也已经解决了。他并没有象毛泽东同志那样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之后的我国社会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问题，保持清醒和正确的认识。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直至今天，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范围讲，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仍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并且这一斗争还将长期继续进行下去。

第四是从一九五六年“八大”起，毛泽东就有意把刘少奇和邓小平推到第一线，自己退居二线。这是毛泽东同志基于苏联的教训，即斯大林培养马林科夫做接班人的时间太短，没有给马林科夫造就一定的工作经验，所以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很轻易的就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同志吸取这一严重教训，而采取及早培养接班人的措施。并以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任为由提议由刘少奇担任。但是，刘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以后，突然一反常态，处处表现出很“左”。在随后的大跃进中，由一个反对搞农业合作化，变成了极力搞“共产主义大公社”的人。他不顾当时我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歪曲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标；大肆浮夸虚报；只讲敢想敢干，不讲科学分析；只要头脑热，不要头脑冷；只讲苦干蛮干，挑灯夜战，不讲实干巧干和劳逸结合；只施强迫命令，瞎指挥，不走群众路线和耐心的群众思想教育工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肆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自留地、部分生产工具、树木、房屋等等一律归人民公社所有；大肆取消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混淆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这就是“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歪风。刘少奇是“五风”的鼓吹者，是“五风”的源头。作为刘少奇主要助手的邓小平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因此我们在谈到这一时期存在的问题时，对“五风”给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从而造成我国的严重经济困难这一事实，是不能绝口不提的。

第五是一九六二年底，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修养》再版时，不顾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斗争的背景，在论述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问题时，仍然继续坚持不谈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在引用列宁语录时，竟然把列宁五处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都删掉了，特别是在两处引文中间，单单把讲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删除了。本来讲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事业问题时是不能避开也不应当避开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刘少奇不但避开了，甚至是有意避开的，对列宁讲无产阶级专政内容的话也是有意删掉的。当刘少奇在再版时作内容上的一些重要修改时，甚至连“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好学生”也修改为“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可为什么偏偏不把“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十个字恢复呢？因此，我们绝不能认为刘少奇在论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艰难斗争问题时，不讲无产阶级专政是正确的，不能不看到刘少奇这本著作中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和严重的问题。

第六是“四清”时的问题。毛泽东同志通过一段时间地实践和考查，看到党的干部情况并不容乐观。一些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后，滋长了享乐主义、官僚主义。有性质恶劣的，如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受贿案；更严重的是，像高岗、铙漱石，搞小集团，搞独立王国；有的领导干部，一搞运动，就把矛头指向党外人士、指向群众，老虎屁股摸不得！搞一言堂，搞愚民政策，宣扬党是绝对正确、绝对一致、绝对权威；对缺点、错误、腐败，不许批评揭露。群众一提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向革命群众实行围攻批斗，甚至动用专政工具。毛泽东同志认为，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确定在全国开展五反、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在城市，即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四清在农村，即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到了运动后期，就全简称为“四清”运动。“清”的内容，开始限在经济领域，后期则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个多月的全国工作会议，专门研究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讨论制定“后二十三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本来是总结交流“四清”经验，而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与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和斗争。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社教运动的搞法。会议按原定议程开了几天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刘少奇提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则认为，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干部问题，就是要发动群众帮助我们整党。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上首次讲到：这是敌我矛盾，运动的重点就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要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办，不整党没有希望。”而刘少奇却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提法，他认为：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毛泽东同志坚定地回击道：“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矛盾，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狡辩地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已经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企图扭转毛泽东同志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阶级斗争方向。（《社会主义教育文选》第５－６页）毛泽东同志根本不能认同刘少奇这种否认阶级存在、否认阶级斗争和否认存在两条道路斗争的说法。毛泽东同志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危险就是来自党内的“同路人”！正是从这些“同路人”的行径中，毛泽东同志看到了在党内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并在这次会议上告诫全党：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原理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斜路上去。”

应当承认，毛泽东同志在“社教”、“四清”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主张都是根本正确的，而刘少奇的观点和主张则是根本错误的。且不讲“桃园经验”那些“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做法，单说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刘少奇坚持以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这样一些提法，来反对和否定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这在理论上政治上都是错误的，是右的东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矛盾，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文选》第５－６页）我们不能孤立地评价刘少奇的那两种提法。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分析具体问题时，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区分刘少奇讲的那几种情况，要注意正确处理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问题，这是必要的，并不能说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刘少奇以此来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批判的那样，它根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既有“左”的一面，又有右的一面，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因此，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他概括为形“左”实右，这样定性批评是符合实际的。

第七是“文革”中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五十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他一贯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工作方法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这与刘少奇的工作方法是有根本区别的，毛泽东同志一贯的群众路线观点，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一系列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因此才会有毛泽东同志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对刘少奇派工作组的作法那样严厉的批判，虽然不能简单地认为派工作组就是错误的，不能不估计到运动初期所出现的那种复杂局面。也不能认为工作组整群众、抓学生中的“右派”的做法是正确的。这实际上是延续了一九四八年土改、一九五七年反右和一九六四年四清“桃园经验”那种“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做法。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压制了群众，而且也分裂了群众。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群众斗争之所以那么激烈，之所以长期联合不起来，除了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挑动和破坏之外，运动初期错误地整了群众，也无法否认这不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鉴于刘少奇上述错误以及其它错误问题，我们不能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毫无根据和毫无道理的，不能做那种简单否定的历史结论；更不能认为党在政治上给刘少奇平反了，就认为在毛泽东同志与刘少奇的分歧和斗争上，刘少奇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则是错误的。否认这一点，我们不但无法向历史交待，也无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待，就会把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扭曲成为一个完全不可理喻的人。历史绝不是这么一回事。并不是象党中央在为刘少奇平反决议中所说的：“这些错误一般地都在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的消极思想和错误思想一再地表现出来，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到“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再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思想，又到《修养》再版时继续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一直到“四清”运动中公开反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等等，都充分说明了刘少奇的错误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性的，并且都是带有根本理论性错误的问题。从毛泽东同志多次讲到的观点、看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真正担心的是，已经作为党的第二把手的刘少奇，一旦成为党的领袖之后，会继续推行他这一套错误思想、理论和路线的。认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前途和大事。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最终下决心要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毛泽东同志一惯十分重视党内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领导人，这也是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为什么超过其他领导人和毛泽东同志曾经把刘少奇选定为接班人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但是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的一贯表现是十分不满意的，特别是对他思想理论上那些长期消极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有警惕的，否则，制定《二十三条》时的那场争论是绝对不会成为触发毛泽东同志最后下决心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导火线。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八届十二中全会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同志仍然是把刘少奇当作党内问题来对待的，直到林彪、“四人帮”集团操纵的专案组搞出刘少奇历史上有“变节叛变”行为这一所谓的严重问题后，才升级为敌我矛盾。

笔者之所以要作这样一个回顾，就是想说明：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有根据的，绝不能因为我们今天在政治上为刘少奇平了反，就否定刘少奇长期存在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理论，把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的批判说成是无端的攻击或毫无根据的批判；更不能允许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对毛泽东同志进行人格侮辱和攻击。正如恩格斯评价马克思一生的斗争那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第３７６页）毛泽东同志发动批判刘少奇的斗争同样也是这样，决不是从私人恩怨、私人成见出发的。任何与此相反的解释和批判，不仅是对领袖的不尊重，而且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不能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