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缺失如何填补

《社会科学报》记者对话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

记者：最近几年似乎“国学”非常热，一些高校纷纷成立有关国学、传统文化、儒释道思想的研究机构，关于“国学”的课程、书籍也很受欢迎，国学研究和传播似乎正在复兴。您是如何看待“国学”的呢？

刘梦溪：虽然“国学”这一语词很早就有，《周礼》里有，汉晋唐宋的文献反复出现，但其本义，都是指国家所立的学校。而现代国学的概念，是晚清才提出来的，是西学出现之后产生的。对国学的概念作学理分疏，开始是胡适之先生，他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而“国故”这个词，是章太炎先生的发明，他的一本书就叫《国故论衡》。国故指的是整个中国历史文化，包括制度、思想、人物、语言、文字等。

可是，认为研究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都是国学，概念的范围未免太泛，所以学术界事实上没有采用这个定义。后来长期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主张国学是中国固有学术，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明朝的心学，清代的朴学等等。如果这样，又把国学和学术史完全等同起来了。

20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大学者马一浮提出，把国学理解为中国固有学术，仍嫌过于宽泛，无法判明是哪一种学术，哪一个时期的学术。因此他重新“楷定”国学的定义，认为国学应该是“六艺之学”。“六艺”即“六经”，中国最早的文本经典，包括《诗》、《书》、《礼》、《易》、《乐》、《春秋》。孔子对这些古典文本做过删订，称《诗》、《书》等为“雅言”。汉代的郑玄曾写过《六艺论》，晚清的经学家皮锡瑞也写过《六艺论》。诚如马一浮先生所说，“六艺”是中国学术的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中国人立国和作人的基本依据都在“六经”。如同西方的《圣经》一样，“六艺”在今天依然有强大的思想价值的生命力。

如果把国学理解为固有学术，那是一部分学者毕生研究的专门课题，跟一般民众没有多少关系。如果把国学理解为“六经”，就和全体民众，和所有的中国人，都直接相关。因为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价值理念都在“六经”里面。孔子和孟子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义理。只不过孔子把这些义理化作了日用常行，更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

记者：不过这些“雅言”似乎离当代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远了，特别是其中的伦理价值，现在似乎正遭遇翻天覆地的变革？

刘梦溪：中国最高的文化经典长期被视为废弃物，是中国文化和人文精神的重大损失。现在中国社会不仅价值缺失，而且价值紊乱。价值缺失就是信仰缺失。而且是“两个缺失”：一方面是传统价值理念的缺失，另一方面，现代文明的观念、规则、仪范，也存在缺失的情况。当代文化建设，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交织在一起，都需要重新建构，都需要补课，都需要整合，而且刻不容缓。

记者：一讲现代文明，势必涉及到西方文化和西方伦理价值的影响问题，如果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很大，对我们社会伦理价值的传承与重塑是不是会造成更为复杂的局面？

刘梦溪：当然，这是晚清民国以来的百年中国一直困扰我们的问题。我个人不能认同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说法，但也不能不承认，在现代文明方面，西方事实上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因此我国现代文明体系的建构，无法避开对西方文化的参照与借鉴。几年前美国亨廷顿教授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是有偏颇的，他忽略了人类文化有相互融合的一面。问题是，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理念的在现代文化整合中缺席，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不能任其继续了。已故的费孝通先生讲“文化自觉”，吸纳与整合传统价值理念，应该是“文化自觉”的题中应有之义。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经过“五四运动”的反思批判，特别是文革十年的“和传统彻底决裂”，原来的伦理价值几乎是被全部废弃了，而新伦理的形成须要有一个过程，因此现在似乎是问题凸显出来的时候？

刘梦溪：问题早就凸显了，只不过现在凸显得更加无所遗漏，更加刻不容缓。但文化价值的重构急不得，无论采取何种举措，都不会立竿见影。最主要的是精神信仰的建构，当我说价值缺失、价值紊乱的时候，很大程度你会觉得当代中国人精神信仰的缺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外国人普遍觉得中国人没有信仰，我们自己也无法简单地回答“是”或者“不是”，“有”或者“没有”。有人说我们有佛教、道教等宗教，难道我们没有信仰？这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信仰佛教、道教的人在十四亿中国人中终归是少数；另一方面，这两种宗教都有一些跟终极关怀不完全相适应的东西。信仰最核心的要素是必须有终极关怀，否则要么是一时的沉迷，要么是盲目的崇拜，要么是权宜之计的为我所用。

比如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走向两个脉系：一是禅宗，可以顿悟成佛，非常适合中国人的心性，但后来不免流于“智辩”，终极关怀的因素至微至弱；二是民间佛教，寺庙香火可能很盛，但都是有所求而来，许愿为了“证验”，世俗功利心不假掩饰，而非全身心的皈依。“天”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占有很高的地位，但你说中国人是信仰天吗？在古代中国，有很大很隆重的祭天仪式，民间也有拜天、祭祖的仪式，但无论是拜天还是祭祖，都不是信仰。中国人对“天”的态度非常矛盾，有时候很崇拜，认为“天”能够满足自己的要求，所谓“苍天有眼”；而一旦“天”不遂人愿，转眼就会骂“天”，责怪“老天瞎了眼睛”。

所以，中国传统社会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如果儒家传统和信仰不发生关系，我们难免还是陷入困惑。那么，儒家思想里有信仰存在吗？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认为“未知生焉知死”，似乎对生死等终极问题不感兴趣。但我们在儒家那里看到了另外一种论述，就是孔子说的“祭神如神在”，告诉你在祭祀的时候要相信神是“在场”的。至于不祭祀时“神”是否也存在？孔子没有交代。孔子所强调的是在祭祀的时候，只有相信“神”的存在，祭祀者才能怀持一种诚敬之心、虔敬之心。对信仰的对象孔子不愿意多作探讨，但信仰的主体——人，应该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孔子认为非常重要。他强调的是“敬”。

孔子对“敬”有很多论述，比如弟子问“孝”，孔子回答说，现在有人以为孝就是“能养”，但犬马也“能养”，如果没有“敬”，则人的所谓“孝”和犬马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何以别乎”）。可见孝的精神内核是“敬”。“礼”的内核也是敬。所谓“无敬不成礼”。“敬”这个价值理念我认为已经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信仰之维。“敬”不止是一种敬意和尊敬，更主要更根本的是指人的“自性庄严”，是合乎人类本性的一种庄严诚敬，是人的尊严的不可侵犯性。孔子讲“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志”是什么？马一浮认为“敬”就是人的“志”。有了“敬”，也就有了“志”，也就有了不可变异的信仰根基，就可以立于天地之中而不拔。

记者：所谓“敬”，强调的似乎是个体内心的态度，判断标准在于每个人自己，而没有一个客观可以观照的东西，而西方人所讲的信仰似乎一般都有一个外在的精神寄托，有一个外在于自身的客观的终极标准，比如信仰上帝，信仰法律等。而作为“敬”来说，对象是什么呢？而且“敬”能修炼到何种程度并不确定，不一定人人都能修炼到立于天地而不拔的境界吧？

刘梦溪：信仰都是属于每个人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所有信仰都是个体生命的精神体验。比如信仰基督教，信仰上帝，不需要有关于上帝的很多知识，就是一种内心的虔信不移，不需要外在的判断标准。中国文化的信仰的特点，是不离开主体，归于自心，不假外求。或者说，不登岸也可以捨筏。就是内心保持一种绝对的东西，永恒的东西，自敬自足，不需要到自身之外去寻找“上帝”。“敬”是属于每个人的精神栖居之所，有敬存焉，人就变得庄严起来，自我完足，夫复何求啊？而当代中国人所缺少的，就是这种“自性的庄严”。

我们看到，西方人虽然有的幽默，但并不是事事随意，而中国人往往随意性很强，实际上是因为内心缺少“敬”的支撑。中国人如果连“敬”都消失殆尽了，就真的没有信仰了。所以近代以来不少人主张重建一种宗教，如章太炎先生就有这样的主张，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中庸》讲修身，有三句话：“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孔子讲“行己有耻”，孟子讲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之为人的“四端”，就是作人的开始。如果连“四端”都没有，就失去了作人的根本文明依据。顾炎武把“知耻”和“廉洁”联系起来，认为不知耻将无所不为，而不廉则会无所不取。

为了恢复中国人的基本价值信仰和作人的庄严感，我主张应该从小学开始开国学课，主要是《论语》、《孟子》和“六经”这些最高的文化经典，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都在其中了。敬和诚相连，无诚则不敬，诚和信相联，不诚不敬也不可能有信。现在我们丢失的东西，就是这些最基本的精神价值。

一个国家如果只有经济体量的增长，没有文化内涵的深层的提升，无法赢得人家的尊敬。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出现。小到国人出游，失礼失敬，引人侧目；大到处理国际问题，我们作为泱泱大国，却没有为人所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中国在国际上可以主持正义吗？为什么不能？问题在于，我们的领导层及民众对于价值流失没有足够的认识，反而有一种说法：我们经济发展了，道德怎么可能滑坡？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并不同步，这是一个常识和基本事实。

记者：您认为要填补这种价值缺失，我们应该怎么办？

刘梦溪：首先要从教育做起。现代的教育过于注重知识和“技艺”的吸取，忽视了价值理念的建构，也就是传统所谓“道”的传授。我们应该从小学开始开设国学课，将几千年来行于中华民族，当今还有生命力的价值理念延续下去，弥补现代学校重知识教育、轻价值教育的缺陷。语文课不能代替国学课，语文教授唐诗宋词、语言文法、写作技巧，而国学关乎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教育。要重选课本，课本的选择非常重要，听有经验的教师的意见，也要听专家的意见。国学课应以“六经”、《论语》和《孟子》的选读作为基本教材。《大学》、《中庸》虽短，并不易懂，《孟子》也不是很好念，可以精选一部分。《论语》比较好念，但芜杂的东西不是没有，要精选辑要，去粗取精。

还要进行一定的文言文写作练习，学生到大学甚至高中毕业以后，就应该能写浅近的文言文。文言文有一种文本的庄严。百年的白话文运动不能重新走过，它也是某种历史的必然，但全部废弃文言，损失巨大，会使我们的文本语言失去庄重感，也会使传统价值失去最好的载体。

另外，要培训教师和家长。现在的父母，以及许多老师，是长期在文化断层中长大的，他们对于传统价值理念和语言文字已经很陌生了，很难起到传承作用。传媒的改造也很重要。传媒要提升语言的使用水准，注意语言风格的价值内涵和审美意蕴的取向，应该禁绝大话、假话、空话。社会风气、舆论媒介和家庭教育的不得体，对孩子造成的影响，不是简单的文本教育可以纠正的。这是一个需要国家出大力来做的系统工程。国家过去曾提出“八荣八耻”，但内容太多，不容易记住，不容易深入人心。真正的具有永恒性和普世性的价值理念，应该用最简要的方式表述出来，例如孟子讲的“四端”，管子讲的“礼义廉耻”。

精神的缺失只有用精神来填补，不必希望“立竿见影”，不能求速成速成。大张旗鼓地宣扬，反而会引起人们的反感，要不事声张地、润物无声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理念，渗透到国民教育中、舆论媒介中，耳濡目染，熏习涵养，期以百年乃至几百年之后，“六经”的基本义理，《论语》、《孟子》的基本价值理念，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能够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识别符号。中国千年以来的文化教育一直是这样做的。台湾一直在这么做。日本、韩国、新加坡，一定程度上做了不少。台湾现任文化部长龙应台曾说，台湾有全民的基本价值理念，就是礼义廉耻，我认为这本应该是规范所有中国人的基本价值。

记者：孔子讲“士不可以不弘毅”，张载也讲儒者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其实都是强调士人、知识分子在继承道统方面的使命和作用。为重塑当代中国价值体系，知识分子应有何种使命和担当？

刘梦溪：现代知识分子在金钱和权力面前，几乎失去了自立的余地，要么和金钱结合，要么向权力妥协。孔子讲“士不可以不弘毅”，孟子解释何为“士”，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而现在的知识分子多有恒产，恒心当然就不容易有了。这也就背离了“士”的本性，甚至也许现在已经没有知识分子了。陈寅恪先生一生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知识分子起码应敢于坚持真理，讲真话，不与流俗世风同流合污。然而事实上，如今的价值重构非常困难，因为推动价值重构的主体已经分崩离析了。在这些问题上，本人的信心有所不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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