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

小序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深藏既久，蓄势待发。一朝被引，即成疾风。所向披靡，倾倒一方。

主持人开场语

上一期的光明讲坛刊登了王岳川先生的演讲，演讲中提到，对今天不断发展强盛的中国而言，大国文化战略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是一个必须正视和重视的重大文化战略问题。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文化也要走出去。

从历史上看，中国曾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文化，这些文化不仅对周边国家影响深远，而且还跨过千山万水，传播、影响到欧洲。下面，我们就请叶廷芳先生给我们讲讲18世纪欧洲文化思潮中的“中国风”。

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产物，是人情和人性表现的载体。所以文化不管什么类型，产生自哪个民族或地域，因为有人性这个媒介，一经接触，就会相互吸引，进而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乃至相互交融。当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会很快交融，有的甚至还会发生摩擦，以至战争，例如宗教文化，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和17世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都是。但大的趋势是交融,而交流是它的过程。

一般来说，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除此以外，生产力发展的先后，也会对文化产生明显的影响。比如欧洲人自17世纪起就开始摆脱农耕文明，开始了工业文明。他们的文化遂转型为“工业文化”，而我们直到现在，虽然生产方式已经工业化了，但文化形态基本上还保留着农耕文明的特点。因为一种新型文化形态的形成需要时间的沉淀。工业文化的背景是雄厚的物质力量和以“普济众生”为己任的基督教精神，所以这种文化的特点是阳刚文化，强力文化，它是进取性的，是岀击型的。而我们的农耕文化是一种阴柔文化，它是封闭性的，是守成型的。

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就跟西方这种“工业文化”的特点很有关系。因为是岀击型的，所以它要输出他们的文化，首先是他们的宗教文化，即基督教文化，这就必须派传教士；因为是进取性的，求知欲很强，急于了解世界的事情，并且拿回自己想要的东西。最初的西方传教士就起着这双重作用：一方面向非基督教国家输出教义，同时从对象国获取信息和情报。这就形成了欧洲人对中国发生兴趣的初潮。这股初潮的主要“弄潮儿”是欧洲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都有双重的素质：虔诚的布道士和执著的科学家、探险家。

初潮

直到元代，西方人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此后，传教士们开始翻译中国文化典籍

在元代以前，西方人对中国所知甚少。最初他们只知道有个产“丝”的地方，就把那地方叫“赛丽斯”，后来又叫“契丹”，再后是“奇那”。中国有史料说，罗马人曾在6、7世纪派使团来过中国。但欧洲却找不到这样的证据。反正西方人直到忽必烈的骑兵横扫欧洲大陆时，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13、14世纪之交马可·波罗的历险，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但那是个别人的行为。官方行为约两个半世纪后，即1583年才获明代万历皇帝的准许。在这前后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国都派出了传教士来中国。其中最成功的是天主教大本营梵蒂冈派出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 attieo R icci，1552 -1610，图）。

利玛窦于1582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采取聪明的策略，首先融入中国的社会和生活，经过19年的苦心经营，上上下下结交了许多中国的士大夫（包括当时最大的学者徐光启）甚至京都要员，终于在1601年见到了中国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最后他死在中国，生前留下了《利玛窦札记》。他的墓直到现在仍在北京。利玛窦是个很有眼光的传教士，他的工夫并没有完全用在公关上，而用在对中国国情首先是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研究和翻译上。1593年他已经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语翻译了出来，呈送给梵蒂冈教皇。利玛窦开了个好头。不久他的继任者金尼阁（比利时人）也把“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翻译成拉丁文，并在杭州刊印出来。这是中国古籍最早的西文译本。

当然这两个人的译本还只是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它们本身还算不上完善的译本。完善的译本过了半个世纪才出现，那已经是清代的早期和中期了。清代早期的康熙皇帝和中期的乾隆皇帝都是比较开明的帝王。他们允许西方传教士继续来中国传教（康熙于1692年宣布基督教对中国“有益无害”），而且还亲自和他们交流。传教士们便利用这个机会发奋地研究掌握中国的方方面面，他们仍把古代经典的翻译当作要务之一。于是经过几代传教士的努力，这些儒家经典系列都有了完整的译本，其中“四书”的完整拉丁文全译者是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 ran ciscu s N oel，1651-1729）。他在前人的基础上经过20余年的努力，于1711年在布拉格大学刊印了他的“四书”全译本和介绍中国其他古代思想家的《中国哲学》一书。“五经”的拉丁文全译本则是由好几位传教士如法国的白晋、刘应、马若索和雷孝思等人完成的。到了乾隆时期，这些古籍又有了法文译本，它们是由法国传教士孙璋、宋君荣和钱德明等人完成的。此外他们还用法文写了《孔子传》和《孔子弟子传略》等这样一些著作在北京出版。这已经是18世纪下半叶的事了。

利玛窦

高潮

高潮形成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中叶。主要标志有下列几个方面

中国学成热门

这些西方传教士为了达到更有效的传教布道的目的，作了坚忍不拔的“知己知彼”的努力，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可以说全方位的了解，不仅是典籍，对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医学、农业、园林等等都进行了研究，著书立说，出版了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许多人因而成了了不起的学者。据记载，1682年，意大利传教士柏应理回罗马时，带回的在华传教士的著作达400多册。同时他们也将大量中国的各种书籍带回欧洲。如1794年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国时，光赠送给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中国图书就有300册。法国另一名传教士马若索为法国皇家文库收集了几千卷中国图书。在传教士写的著作中，语言文字方面的就有意大利人卫匡国的《中国文法》、西班牙华罗的《官话简易读法》、路易十四的顾问傅尔蒙的《中国文典》等；史地方面的如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被译成多种语言）、冯秉正的12卷本的《中国通史》（1783）、特别是A·基尔契的影响最大的《中国》；法国传教士杜赫德包罗万象的巨著《中华帝国志》很受启蒙学者的欢迎。其他如哲学、天文学、医学乃至武术方面的书籍亦不在少数。

哲学家唱出最高音

17、18世纪是欧洲近代哲学的高峰时期，德国是这个峰巅的所在地：康德、黑格尔、谢林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都在德国。而莱布尼茨是他们的先驱。

莱布尼茨（G ottfried W 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是文艺复兴时的、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学者，他是德国最重要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狄德罗称之为德国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此外他还是外交家和科学活动家，曾创办了当时被看做世界四大科学院之一的柏林科学院，他甚至还应俄国彼得大帝的要求，帮助俄国建立了彼得堡科学院。欧洲人的进取精神在莱布尼茨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你看他对遥远而陌生的中国表现出巨大的兴趣。他从21岁起就对中国进行孜孜不倦的研究，直到老死也没有停止过。在这方面他比黑格尔更有眼光。黑格尔只拘泥于对中国人国民素质的批评，而莱布尼茨则着眼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及其发展潜力和前途。他的《中国近事》一书相当全面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态度。在他看来，中国与欧洲正好代表了世界的两极。两地相较，可以说各有长短，无分轩轾：欧洲人长于思考，而中国人善于观察。他列举了一系列欧洲人最引以自豪的几个方面。这时他话锋一转，说：“然而有谁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以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一特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他认为，“人类最大的恶源自人类本身”，以至“人与人相互为狼”，这是最大的愚蠢。谁来匡正它呢？他认为唯有中国！因为“中国人较之其他的民族无疑是具有良好规范的民族”。他认为中国人尊敬长辈和老人；中国的等级观念不像欧洲那么森严，比如农民与仆人之间平等相待，相敬如宾，完全可以与欧洲贵族的所有社交礼仪相媲美。“而达官显贵之间的交谈也温文尔雅，从不侮辱对方，即使有愤怒之情，也不诉诸于辞色，而在家庭、邻里之间都保持着这种礼仪，这跟欧洲大不一样。”应该说，莱布尼茨在这里讲的未必句句都中肯。但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各个民族都有优缺点，匡正缺点的最好方法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无疑是正确的，即使用我们现代的尺度来衡量，也是站得住的。因此他提出：“相隔遥远的民族，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交流各自的才能，共同点燃我们智慧之光。”为此他给即将从罗马回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M arie Philippe grim aldi,1639－1712）的两封长信中，向他提出了30个有关中国的问题，请他详细了解。这些问题大到天文地理、生产技术、医药卫生，小到养蚕方法、棉絮制作，直到推荐“几种值得欧洲人借鉴的舒适的生活方式”。他相信通过这样的借鉴，“我们的求知欲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得到大大的激发。”

莱布尼茨把他对中国的态度传给了他的弟子沃尔夫（Christian W olf,1679-1754），沃尔夫也成了中国迷，发表文章，四处演讲。他因此而受到普鲁士国王的“绞刑”威胁，从而丢了饭碗。他是德国重要的启蒙学者之一。他把他的观点又传给他的学生康德。但康德这位18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却不像他的两位前辈那样一味赞美，而是有肯定亦有所否定。 

莱布尼茨                     

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

刚才提到的几位哲学家都是德国的。现在来看看欧洲另一个大国——法国的态度。

兴起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启蒙运动是反对封建贵族的专制主义统治，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思想解放运动。客观上它为新兴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作了必要而且有效的舆论准备，直接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启蒙运动席卷了欧洲所有主要国家，但他的中心在法国。法国的启蒙运动以法国“百科全书派”为核心，包括狄德罗（百科全书发起者）、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霍尔巴哈、拉梅特里、爱尔维修、波维尔、魁奈等一批杰出思想家。他们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至今仍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他们的关注点涉及各个领域。他们在思想领域的主要矛头是基督教统治，提倡无神论哲学，主张自然神论。

大家知道，文艺复兴挣脱了神的统治，确立了人的尊严。但是那时教会势力仍很强大，人们是不敢公开提出反对基督教、否定上帝的口号的。所以马克思说，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地请出古代的幽灵”，来为自己壮胆，也就是“借古喻今”的意思。现在启蒙学者们敢于公开这样做了。他们认为基督教用谎言蒙蔽了世人，掩盖了世界的真实面貌，把基督教统治的世界美化成世界上最好的世界，最文明的欧洲，因而他们无情抨击和嘲弄基督教神学的种种谎言，揭露欧洲的所谓文明。

百科全书学派们当时从传教士那里深入了解中国的情况，发现中国恰恰是个属于自然神论的国度，对中国很快产生“热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推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他把中国视为人类社会最好的标本，说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国家。”（《哲学辞典》）他用中国的历法驳斥《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说。因为《旧约》记载的创世年代是公元前3761年，而中国“整个民族的聚居与繁衍有50个世纪以上。”而且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无不从中国肇始，并且早就遥遥领先。于是他以鄙夷的口吻嘲弄那些以最高文明自诩的基督教徒：当中国已是泱泱大国，而且治理有方的时候，“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哩！”他称赞中国的历史记载“几乎没有丝毫的虚构和奇谈怪论，绝无埃及人和希腊人那种自称受到神的启示的上帝的代言人；中国人的历史一开始就写得合乎理性。”（“理性”是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伏尔泰也高度称赞中国天文学的成就和神奇，说“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们的史籍持续不断地记下了日蚀和星球的交会。我们的天文学家验证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真实可靠。”伏尔泰把孔子的儒家学说看做他心目中的自然神论，认为这种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原则的“理性宗教”足以取代盛行于西方的带有迷信色彩的“神示宗教”。在伏尔泰看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啻是道德的最高准则，应当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

这里有一段插曲。伏尔泰曾经结识了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二世，一度成为好友，所以被这位大帝接到他的行宫——波茨坦“无忧宫”住了几个月。在伏尔泰的影响下，腓特烈大帝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在他的“逍遥园”里，在无忧宫旁边盖了一座“中国茶亭”，成为这个皇家园林里的醒目的一景。

百科全书学派的另一名主要成员霍尔巴哈（德国血统的法国学者，撰写的百科全书条目达376条之多）也把中国的政治伦理视为治国良策，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与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因此他提出了“德治”的主张，并且号召：“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狄德罗与上述两位的思路是相近的，他视线里的儒教“只须以理性和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以此他把孔子与古希腊的圣哲苏格拉底相提并论，甚至认为荷马与孔子相比不过是“糊涂虫”。波维尔也把中国人的治国方略看做欧洲的方向，他指出：“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境界。”可见，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都以中国为理想的坐标去构想欧洲的未来。

此外中国的科举制度也为百科全书学派们普遍叫好，认为铲除了贵族的世袭制，每个人靠自己的本事，“学而优则仕”。（当然欧洲的贵族也可以凭本事取得，如以往的歌德和当代的英国建筑师N·福斯特。）

启蒙思想家中有一支“重农学派”，又称自然主宰学派。这个学派主张以“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替代上帝的神权（这实际上是以卢梭为代表的启蒙学者“回归自然”观点的延伸。这在稍后德国浪漫派那里也得到反映，他们已经嗅到了工业化发展的弊端）。

欧洲的中国热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其高潮是18世纪60年代。他的创始人是法国的魁奈（Francois Q u e sn ay ，1 6 9 4 -1 7 7 4 ）。他于1 7 6 7年发表的《中国专制制度》一文,肯定了中国实行专制制度的合法性。此文使他获得了“中国的孔子”的声誉。他的《自然法则》一书强调“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而“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在他看来，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依据，而人类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他提倡以农为本，极为赞赏中国历代君王重视农业的政策，认为只有发展农业才能增加财富，贬低货币和商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魁奈死后，他的学生继续鼓吹他的思想。

有一位重农学派的改革家叫杜尔戈（T urgot，1727-1781），一度当上法国财政大臣，一心想仿效中国，致力于发展农业的改革。那时他认识了两个中国留学生高类思和杨德望，两人正要回国，杜尔戈便挽留他们再待一年，以便让他们熟悉重农学派的思想和理论，并且交给他们52个调查提纲，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与历史等进行广泛的了解。这两人回国后根据提纲了解的情况定期向法国国务大臣贝尔坦汇报。同时在中国的法国传教士也根据重农学派的要求，收集丰富的资料寄回法国。在整个18世纪，中国的花木嫁接技术也传到了欧洲，推动了欧洲的园林建设。

总之，中国漫长的农耕文明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对人类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波茨坦逍遥园内的“中国茶亭”

文学、艺术激起的反响 

慕尼黑英式公园里的“中国木塔”                                     

当时西方的文学界对中国的反应要晚一拍，主要是因为，西方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中，都是思想家和学者，却没有文学家和艺术家。所以尽管中国文学非常丰富，但信息传递不及时。直到18世纪中叶，即“中国风”的尾声中，中国文学才开始远征西方。而它的第一个引领者不是传教士，也不是文学家，而是一位英国商人，名叫詹姆斯·魏金森。他在广东生活多年，通过英语和葡萄牙语译了一个四卷本的中国小说、戏剧、谚语和诗歌合集，包括《风月好逑传》、《中国戏提要》、《中国谚语》以及《中国诗歌》，1719年这部合集由英国人汤姆士·帕塞刊印了出来。13年后，法国传教士马若瑟把元代纪君祥杂剧《赵氏孤儿》译成法文，题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翌年被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所收，很快就有了英、德、俄等译本。但马译本没有唱词，所以1741年英国出了全译本。

刚才讲的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中，至少有一半都是文学家，如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等。伏尔泰对《赵氏孤儿》赞美有加，1755年特地把它改编成《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这出元杂剧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记载，它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是一则舍生取义、替友人救孤复仇除奸的故事。伏尔泰则从人文主义出发，把故事挪到成吉思汗的年代，用那些大善大德的事例感染成吉思汗，使他从热衷于血腥征服的暴力迷狂中转变为懂得体恤爱护民众的君王。伏尔泰对于中国文学的西征作了前导。

几年之后，即18世纪60年代，中国“十才子书”《风月好逑传》除了英译本外，很快有了法译本和德译本。但中国文学在德国大作家中首先引起反响的也是《赵氏孤儿》。德国著名诗人歌德认为这个剧“最深刻动人”。1781年歌德曾着手根据《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改编一个剧本《艾尔彭诺》，可惜没有完成。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学”的愿景，也是他最先在一部重要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中塑造了“世界公民”的形象。因此歌德把眼界朝向东方，朝向中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歌德对中国的了解不是通过传教士，主要是通过文学作品。就像当年的中国人不了解外国人而一概视之为“蛮人”一样，当歌德早年不了解中国的时候，对中国也是有误解的。但当他先后读到中国文学中诸如《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百美图咏》、《今古奇观》以及戏剧《赵氏孤儿》等作品的时候，很快改变了原来的成见，发现“中国人是一个和德国人非常相像的民族”，“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觉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纯洁、更明朗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容易理解的，平易近人的……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苔》以及英国理查孙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之处”。尽管他知道，这些书“肯定不是”中国最好的小说。他相信“中国有千百部这样的小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歌德还把中国诗人与法国诗人贝朗瑞作了对比，指出“中国诗人那样彻底遵守道德，而现代法国第一流诗人却正相反，这不是极可注意的吗？”于是他认为，“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数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出于对中国人的这种好感，歌德晚年还根据某些中国诗歌的主题，写了一个小诗集，提名为《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共14首诗。

歌德的伟大盟友席勒也是对中国很感兴趣的德国作家之一。1794年他从一位德国译者即穆尔那里得到一本《好逑传》的德译本，爱不释手，因嫌译得不好，很想把它改写一番，而且已经和一家出版社签了约，打算最晚在1806年完成。可惜1805年他就去世了，留下遗憾。年轻时，1782年席勒曾把意大利戈茨的歌剧《杜兰朵》改编成话剧，有人猜测，是不是因为剧中有“中国公主”的缘故呢？

中国艺术对西方的征服比古代经典要晚，但比文学要早，在18世纪上半叶即引起反响。主要是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法国有两位代表这个时代欧洲画风的画家对中国艺术情有独钟，一位是瓦托（Je an -A n to in e W atte au ，1 6 8 4 - 1721），另一位是博歇（Francois Boucher，1703-1770）。两人都是欧洲罗珂珂风格的主要代表，前者比后者更有名。他们都倾向于淡雅、柔美的审美情趣，而中国的水墨画，尤其是山水画比起欧洲的油画确实要清淡得多。有人评价瓦托“深得中国六法”。据说他的一幅最具中国画韵致的《孤岛帆阴》藏于卢浮宫，我查了一下英文版的《卢浮宫藏画集》，可惜没有。他和博歇是师生辈，所以常常是瓦托给博歇出一些有关中国的题意，让博歇来画。可是这在他们的主要作品中都没有体现出来。只是在一些装饰性的作品中才能看到，如沙发和座椅的靠背、壁毯、陶瓷制品和屏风等。还有就是某些速写小品。当时英国有一批水彩画家也受过中国画的影响，如柯仁和他的学生特涅等。

中国艺术对西方艺术发生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园林艺术。中国园林那种飞檐翘角的亭榭、高耸的层塔，富有妙趣的石桥、假山、钟楼以及蜿蜒的小径等都使他们赞赏不已。他们还专门给“蜿蜒小径”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叫“蛇形曲线”。当年席勒就很欣赏这种蛇形曲线。欧洲不少国家都利用中国造园艺术的这些特征作为部分元素纳入他们一些重要的园林设计中。如18世纪德国萨克森公国的统治者就曾在德累斯顿附近的易北河畔盖了一座皮尔尼茨宫，其中的“水宫”就是按中国建筑的风格建造的。德国卡塞尔一位以往的伯爵威廉·索赫还在一条叫“吴江”的小溪旁建了个“木兰村”，连挤牛奶的黑人都穿中国服装，俨然是个江南园林。至于波茨坦的茶亭和慕尼黑的木塔就更是代表作了。难怪18世纪中叶的英国皇家建筑师威廉·钱伯斯，即《中国建筑、家具、衣饰、器物图案》一书的作者，在他的经典性著作《东方园艺》（1772）一书中这样赞美中国园林艺术：“中国人设计的园林艺术实在是无与伦比的。欧洲人在艺术方面无法与东方的灿烂成就相媲美，只能像对太阳那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这位年轻时曾在广东生活过、后来还再度去那里考察过的资深建筑师在书中强调：“中国庭园以自然为模范，主张一切美来自自然，模仿自然中的无秩序。”因此他主张“我们的庭园通常只与原野相似，完全近乎自然的摹写。”最能体现他的艺术主张的是他自己设计的、位于伦敦郊区的“丘园”，园中还建了一座高高的中国塔。这种审美趣味显然造成了一种社会风尚，像英国作家爱迪生、诗人蒲伯等都造了中国式花园。而且还有理论著作做支撑，如哈弗潘尼的《中国趣味的田园建筑》（1750）。这样，欧洲的公园就形成了两种模式：英式公园和法式公园。前者遵循曲线造型，小桥流水，树木参天，富有浪漫主义的田园风味和野趣；后者按照几何造型，整齐有序，人工雕琢痕迹较重。领头反对“规矩花园”的英国曲线美学的倡导者肯特有一句名言：“大自然不喜欢直线！”英国人的这一观点显然也影响了法国，所以后来法国也出现了“中英式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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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孙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