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中的“民本”思想

现代历史上，“国学”曾被赋予三种涵义。一是指一国的历史文化，由于历史文化无所不包，外延太大，不易把握，所以出现了第二种观点，即以“国学”指称一国固有的学术，第三种观点将国学的外延进一步缩小，认为“国学”应当指一国的固有价值思想，也就是“六艺之学”。

作为与“新学”、“西学”相对的概念，“国学”可以指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包括经史子集；侧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术层面，主要指经史子；核心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中包含的价值思想、人文理念，也就是五经之学，它是古代中国人安身立命、修身平天下的依据。

讲演者小传 祁志祥

上海财经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美学学会副会长。主持并独立完成“十一五”国家级高教教材一项、主持并独立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出版个人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200余篇。

著有《中国人学史》（上海大学出版社）、《中国现当代人学史》（学林出版社）、“十一五”国家级教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山西教育出版社）、《人学视阈的文艺美学探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美学关怀》（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美学原理》（山西教育出版社）、《中国美学通史》（人民出版社）、《佛教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佛教美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等，主编《国学人文读本》（上海文化出版社）等，多种论著获奖。

一、“国学”为何物？

作为与“新学”、“西学”相对的概念，“国学”可以指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侧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术层面；核心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中包含的价值思想、人文理念，也就是五经之学，它是古代中国人安身立命、修身平天下的依据。

大家知道，近些年来“国学”很热。“国学大师”满天飞，“国学丛书”出了一套又一套，国学机构也成立了不少，“国学培训班”如雨后春笋一样在各地涌现，有的高校还开设了“国学”专业博士点，招收国学方向的研究生。如此等等。

不过，在喧嚣的国学热背后，我们也发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季羡林经常被一些媒体称为“国学大师”。其实，季先生的主要成就是在东方学方面，称他为“东方学大师”是合适的，称他为中国的“国学大师”则并不准确；又比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国学培训班都将《心经》、《金刚经》与《老子》、《庄子》并列为“国学课程”，让人不知这里所说的“国学”是哪一国的“国学”？其实，《心经》、《金刚经》为古代印度释迦牟尼所演说，把它们与中国古代的经典作为“国学课程”并列在一起，殊为不伦，缺少常识。武汉大学开设的“国学”专业博士点中，佛教与经、史、子、集并列，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印度的佛教自不待说，即便中国的佛教，也不外是对印度佛教义理的继承和发展。正如称中国的“马学”为中国的“国学”，德国人会不同意一样，称佛教为中国的“国学”，印度人也不答应；再如，古代文学作品摇身一变为“国学丛书”，楚辞专家、红学家都被称为“国学大师”，仿佛“国学”的外延等于“中国古代文学”，其实远非如此。

种种迹象表明，“国学”这个概念常常被误用，需要清晰地加以科学厘定。

今天所说的“国学”与古代是不一样的。古代典籍中出现的“国学”是“国子学”的简称。“国子”指“国之胄子”，即国家的贵族子弟；“学”是学校的意思。“国子学”即国家贵族子弟学校。它有三个要义。一是贵族学校，而不是平民学校。《尔雅》说：“国学教胄子，太学招贤良。”中国古代招收平民贤良子弟的学校叫“太学”，而“国学”只招收贵族子弟。二是国立学校，不是地方学校。古代的地方学校叫“乡学”，而“国学”则设在王城或国都。三是学校总称，而不只是大学。西周的“国学”分小学和大学，小学教书、数，也就是文字和数学，大学教礼、乐、射、御，也就是礼教、音乐、射术、御技。

到了近代，“国学”的涵义发生了变化，一直沿用到现在。现代的“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国故”是一国固有的传统，“学”是学术、文化的意思。“国故学”即一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学术。日本江户时代的学者最早用“国学”指称本国的传统文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留日人数激增，在维新运动和五四运动风起云涌、“西学”作为“新学”风靡中国大地的时候，中国学者借鉴日本学者的用法，用“国学”指称本国的传统文化。1902年，梁启超与黄遵宪通信商谈办《国学报》，以新学批判传统国学，是“国学”新义的最早用法。而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则主张保存和振兴中国传统的“国学”。现代历史上，“国学”曾被赋予三种涵义。一是指一国的历史文化，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胡适。由于历史文化无所不包，外延太大，不易把握，所以出现了第二种观点，即以“国学”指称一国固有的学术，代表人物是钱穆。第三种观点将国学的外延进一步缩小，认为“国学”应当指一国的固有价值思想，也就是“六艺之学”。“六艺”即六经，其中《乐记》属于《礼记》的一篇，所以“六艺之学”实即“五经之学”。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马一浮、熊十力。其实，作为与“新学”、“西学”相对的概念，“国学”可以指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包括经史子集；侧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学术层面，主要指经史子；核心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中包含的价值思想、人文理念，也就是五经之学，它是古代中国人安身立命、修身平天下的依据。

二、“人文”是什么？

“人文”就是指与原始暴力——“威武”相对的人类的道德文明、价值文明、精神文明。

“国学”今天为什么热？是人们对文字学、考据学、版本学等等知识性、学术性的东西感兴趣吗？显然不是。人们所以热衷国学，是希望从其中的人文精神中汲取做人的道理。

“人文”这个词今天经常说。什么是“人文”？“文”在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中都是交错的笔画之象形，所以《易传》说：“物相杂，故曰‘文’。”《国语》说：“物一无‘文’。”《说文解字》解释为“错画”、“交文”，也就是图纹的意思，即“纹”。由图纹的本义，引申为文饰、修饰之意。“人文”就是人类的文饰——道德文明、精神文明。“人文”联言，出自《易经·贲·彖传》：“文明以止，人文也。”贲卦是六十四卦之一，属于别卦。别卦由两个经卦组成。构成贲卦的是离卦和艮卦。“文明以止”说的是构成贲卦的离卦和艮卦的卦义。离卦的本义是太阳或日月附丽于天，与“文”、“明”义通。艮卦的卦义为静止。贲卦下为离上为艮，比喻内既“文明”而外能守“止”。“止”又通假为“治”。“文明以止”又有以文明治物的意思。王弼注：“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孔颖达进一步解释：“‘文明’：离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人文”就是指与原始暴力——“威武”相对的人类的道德文明、价值文明、精神文明。

国学中的人文精神在今天有什么意义？我以为可从三方面来看。

1、有一句话，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的生理结构大体相同，面临的生存问题大体相同，因此得出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准则也就呈现相同的交叉面，人文精神、道德文明具有跨越历史的继承性和超越国度民族的普适性。

2、国学人文精神在历史上曾经是具有先进性的进步文化。在黄河流域中原大地上发源的以汉文字典籍为载体的华夏精神文明，是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的人生和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思想财富。由于其在当时具有的普适性和先进性，鲜卑族当政的北魏、契丹族当政的辽朝、女真族当政的金朝、蒙古族当政的元朝和满族当政的清朝都对它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继承与光大，于是上演了一出出政治上的征服者在文化上被征服的历史剧。举两个例子。一是北魏。北魏孝文帝在28岁那年，也就是494年，将都城从毗邻内蒙古的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迁到今天河南中南部的洛阳，并实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改革措施：以汉服代替鲜卑服；朝廷上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改鲜卑旧姓为音近或义近的汉姓；沟通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的婚姻关系；广开学校，复兴汉学，极大地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二是清朝。清朝在保存汉民族文化方面做了两件功德无量的大事。一是编纂《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二是编纂《四库全书》79000多卷，36000余册。由于此前的一大类书《永乐大典》在八国联军的火烧中大多焚毁，所以《古今图书集成》尤其是《四库全书》在保存国学典籍方面功劳尤大。

3、当前进行社会价值体系重构，一方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密切联系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作出科学解释，同时又要善于借鉴既有的思想价值资源。这些资源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世界通行的普遍价值准则，这就是我国目前已签署加入的22个世界公约；另一个资源就是富有现代生命活力的国学人文精神，它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思想之源。

三、“民本”思想有哪些要点？

国学人文精神具有现代活力的闪光思想不一而足，“民本”思想就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一部分。“民本”的完整说法是“民惟邦本”，它是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提出来的。

国学人文精神具有现代活力的闪光思想不一而足，“民本”思想就是其中最为耀眼的一部分。新时期以来，“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成为不断被强调的执政理念；“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成为一再被重申的施政方针；“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民意调查日益司空见惯。胡锦涛总书记号召：“要时刻关注民生、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呼吁：“让我们的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里，既可看到对西方民主政治文明的借鉴，也可看到对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

“民本”概念源自《尚书·虞夏书》：“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夏朝的始祖是大禹。大禹曾留下遗训：人民只可亲近，不可轻视；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根基，根基牢固了，国家才安宁。可见，“民本”的完整说法是“民惟邦本”，它是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提出来的。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民本”思想形成了四个要点：

1、民本是人本，不是天本、神本。夏商时期盛行万物有灵论，人们普遍认为神灵、上帝是存在的，力量无边，最为神圣，所以尊天敬神。夏商的国王做任何事情都要通过巫请示神灵，然后再根据巫传达的神意决定言行。到了周代，情况不同了。人们发现，不是“天”、“神”最高贵，而是“人”、“民”最高贵；国王如果只是尊天敬神，不敬修己德，亵渎、践踏人民，那么，国王的位置就保不牢。《管子》揭示：“霸王所始，以人为本。本安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周书》指出：只有“人”才是“万物之灵”。这个“灵”是“神”的意思。人才是万物中的神灵，最为高贵。《孝经》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过去“人”必须听命于“天”、“神”，周人发现，“天”、“神”的意志都是由人心、民意决定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周书》）“夫民，神之主也。”“神，聪明正直，依人而行。”（《左传》）所以英明的“圣王”总是“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2、民本不是君本。一国之中，看起来君王权力最大，地位最高，其实他的命运和地位是由人民决定的，人民的地位才最高贵。所以《左传》说：“民者君之本。”孟子宣称：“民为贵君为轻。”《战国策》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赵威后的。齐王派使者到赵国看望摄政的赵威后。国书还没打开，赵威后就问使者说：“你们齐国的年成还好吗？老百姓的生活还好吗？齐王的身体还不错吧？”齐国使者很不高兴：“我奉我们大王一片好意来看望您，现在您不先问问我们大王的情况，而问什么年成和百姓，岂不是把低贱的放在前面，而把尊贵的放在后面吗？这大概不合礼节吧！”赵威后说：“你错了。如果没有好年成，怎会有人民安居乐业？如果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怎么会有国君的安宁？哪有舍本问末的呢？”这里明确以民为“本”、以君为“末”。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颜斶的。颜斶是齐国有名的高士。一次齐宣王招见他，说：“颜斶，你到我前面来！”颜斶不能容忍齐王对自己的颐指气使，回敬一句：“大王，您到我跟前来！”齐宣王很不高兴。群臣纷纷说：“大王是人之君主，你不过是人臣罢了。大王叫你过来，你也叫大王过来，像话吗？”颜斶回答：“我到大王跟前，属趋炎附势；大王主动走到我跟前，是礼贤下士。”宣王气得脸都变色了，他问：“是国王高贵，还是士人高贵？”颜斶回答：“士贵，王者不贵。”宣王说：“你凭什么这么说？”颜斶说：“从前秦国攻打齐国，秦王曾下过一道命令：有谁敢在高士柳下季墓地五十步以内砍柴，格杀勿论！他还下了一道命令：有谁能砍下齐王的脑袋，就封他为万户侯，赏千镒金。可见，一个活着的君主的头颅，实际上还抵不上已死的高士的坟墓。”齐王一时语塞。颜斶不依不饶，乘势而下，历数古来圣王无不是得到众多士人辅佐才成就伟大功业的，所以都自称“孤”、“寡”、“不谷”，说明君王的地位不如士人高贵。宣王招架不住，连连说：是我错了，愿拜你为师，成为你的弟子。“士”是臣民的一部分。颜斶敢于在拥有万乘之尊的国王面前宣称“士贵，王者不贵”，并身体力行，不仅为知识分子，也为人民赢得了尊严。

3、民本不是国本。国家与人民孰轻孰重？一种常见的观点是认为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人民的利益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所以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增长后只是用来扩充国库，加强国防，而将人民生活的改善搁在一边。孟子则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人民的地位应当比国家高。表现在利益分配上，以民为本的国家不应与民争利，而应与民分利。唐甄把这叫做“富在编户，不在府库”。“编户”也就是在户口簿上登记的百姓。一个国家是不是富裕，主要看老百姓手中有没有财富。如果百姓很穷，而国库很富，这样的国家仍然是“贫国”，不能长治久安。此如唐甄所说：“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山丘，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

4、民本不是官本。民意比官意更重要。执政者做出重大政治决定之前，要重视听取人民的意见，而不是仅仅听取左右官员的意见。比如任用人才问题。齐宣王向孟子请教：“我怎样辨别人才、使用人才？”孟子说：“左右官员都说好，不要信；诸大夫都说好，不要信；国民都说好，要重视，考察后发现真的好，再用他。左右官员都说不好，不要信；诸大夫都说不好，不要信；国民都说不好，要重视，考察后发现真的不好，再免掉他。左右官员都说可杀，不要信；诸大夫都说可杀，不要信；国民都说可杀，要重视，考察后发现真的该杀，再杀他。”现代干部任用之前推行公示制度，听听群众的意见，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民利比官利更重要。清初顾炎武主张：“利不在官而在民。”对于当下社会而言，也不失为一种警示。

四、“民本”思想攻守转换

“革命”其实不是目的，它只是维护民权、推翻“无道”暴政的手段。推翻了“无道”的暴政后，就应当实行克己惠民的“仁政”，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既然“民惟邦本”，当统治者残暴无道，百姓走投无路时，人民就有权利走向“诛无道”的“革命”。“革命”是“民本”思想在民不聊生状况下的特殊表现形态。

“革命”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殷革夏命”。《易经》革卦《彖传》提到“汤武革命”，指商汤推翻夏桀、周武王推翻殷纣王的革命。它有三个特点：1、臣民推翻君主。2、诉诸暴力手段。3、“诛无道”，为民请命，替天行道。从维护人民生存权利出发的推翻独裁暴君的暴力革命，是“民本”思想的自然延伸。上世纪30年代，罗隆基在批判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战斗檄文《论人权》中指出：一切的人权，都可以被人侵略，被人蹂躏，被人剥夺，只有革命的人权是永远在人民手里，这是人民最后的生机。辛亥革命是用“革命的人权”来捍卫“自由平等”人权的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推翻蒋介石政府的武装斗争，也是高举“诛独夫民贼”旗帜进行的一场正义战争。

“革命”胜利后，“无道”的独裁暴君已被推翻，不再有什么“与民为仇”的“王命”、“君命”需要“革”了，如果延续“革命”时期的斗争思维，在革命成功后“继续革命”，必然导致在人民中制造出莫须有的假想敌，失去人民的拥护，甚至使自己也成为新的被革命的对象。“革命”其实不是目的，它只是维护民权、推翻“无道”暴政的手段。推翻了“无道”的暴政后，就应当实行克己惠民的“仁政”，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汤、武革命说明：桀纣之失天下，失其民也；汤、武之得天下，得其民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子）所以要实现天下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在革命成功后贯彻“仁义”的政治理念。“仁”的要义，孔子说是“爱人”，“义”的要义，董仲舒说是“正我”。执政者如果能以“义”正己，以“仁”爱民，就能得到人民的真正拥戴。

体现“民本”理念的“仁政”学说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关心民利，保证人民丰衣足食。如管子说：“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孔子说：“因民所利而利之。”二是尊重民意，“宣之使言”，从中观察政治得失，调整政治方针。史载：尧时在衙门置谏鼓，舜时在大街上立谤木，供人们喊冤、提意见。商汤说：“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否。”周初召公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西周末期的邵公主张：“为民者宣之使言。”天子主政，务使公卿列士献言，百工进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而后斟酌取舍，迁善改过，这样才能“事行而不悖”。

商初、周初的政治家在革命成功后马放南山，偃武兴文，鼓励生产，减轻征赋，制礼作乐，推行德治，及时转换为爱民利民的“仁政”，所以商朝存在了555年，周朝存在了791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两个最长的朝代。

秦朝的统治者不明白这个道理，战胜六国、推翻周朝后继续实行严刑峻法的霸道，大造宫室，民不聊生；“焚书坑儒”，人为树敌；“偶语者弃市”，堵塞言路，结果官逼民反，15年而亡。贾谊《过秦论》分析其间原因：为什么强大的秦王朝会迅速灭亡在一个地位极低、智谋平庸的陈胜手里呢？就在于秦王不懂得“取与守不同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总结的政治取守之道是：取天下贵“诈力”；守天下贵“顺权”，即仁政。

因此，北魏道武帝总结说：“天下可马上取之，不可以马上临之”。打天下的“革命”成功后，必须及时进行政治之道的攻守转换。

新中国建立后的前三十年，我们一定程度上沿袭了“革命”时期的战争思维。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果断停止了“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将政治之道转换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上来。以发展经济为工作中心，改善民生，提高民利；解放思想，了解民情，倾听民意，集中民智，并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第四部宪法修正案。十七大报告重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斗争”到“和谐”的转化，包含着中国古代政治之道攻防转换的深刻智慧。我们正在享受和谐社会建设的丰富成果，应加倍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古战车透露出的军事信息

先秦时期的战争离不开战车。文献记载不够直观，而考古发现却可以复原战车的庐山真貌。

商周时战车是各国的军事实力的体现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一首《兵车行》，沉痛控诉了战争的残酷和给百姓带来的痛苦，称得上中国古代相当早的反战之作。“车辚辚，马萧萧”，描述的虽然已主要是唐代军中的辎重运输车辆，却也让人联想起我国商周时期战争的主力军——战车曾经的辉煌。

在中国古代战争中，何时开始用驾马的车子参战，至今还不十分清楚。有人从夏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前所作《甘誓》说，军中有“左、右、御”之名，认为是指车上位于左侧(车左)、右侧(车右)和居中驾车(车御)的武士，推测当时已使用战车。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记载，商汤灭夏，战于鸣条时，军中有七十辆战车。到了周代，车战日趋兴盛，周武王伐纣时，军队主力是“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而诸侯兵会于牧野时，有战车四千乘之多。战车速度快，冲击力强，特别是在开阔地带作战，具有步兵无法抗拒的优势。所以自商以后，尤其到两周时期，战车部队和车战战法得到长足的发展，战车兵逐渐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以一乘马驾的战车和附属的徒步士兵为一个基本作战单位。判断各诸侯国的军事实力，也常常以战车的数量来计算。总之，当时的战车兵就相当于今天的机械化部队，代表着一个国家最先进的军事武装。

夏鼐等考古学家首次剥剔出完整古车

中国古代的车乃至战车是什么模样？过去因为仅见于文献的记载，所以人们并不知其庐山真貌。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安阳殷墟发掘中，其实已经出现了车子的残迹，但因为古车都是木质，腐朽后只能在黄土中留下特殊的痕迹，没有清楚的认识和成熟的田野技术，根本不可能将其剥剔出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社科院考古所)夏鼐先生率领的考古学家，才在河南辉县琉璃阁田野考古中，第一次成功剥剔出战国时期的车子。这种车子虽然只是保留在泥土中的形态，但清晰可辨，准确可靠，完整再现了古车各个部位的形制和细部尺寸，学者们据此在考古报告中细致绘出了它们的图像。

这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考古工作者们又陆续在河南、陕西、北京、甘肃、山东、河北、湖北、山西等地殷商墓葬和遗址的发掘中不断摸索，获得了大量极为珍贵的先秦古车的遗迹遗物。

综合这些出土古车资料，我们终于可以知道当时车子的模样了：它们是木质，独辕，两轮，车厢方形并从后面开门上下。车辕后端压置在车厢下的车轴上，辕尾稍露在车厢后。车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轭，用来驾辕马，一般是驾两匹或四匹马。车轮轮径较大，装有十八至二十六根辐条。

从出土的战车可以判断作战者的状况

考古发掘出土的殷商古车，相当多的车上和车旁发现了兵器，表明它们应该是用于作战的战车。比如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村第175号车上，就有铜戈、铜镞等实用兵器；殷墟西区M43车马坑中埋有一辆前驾两匹马的车子，车厢里放着一个皮质圆筒形矢箙(箭囊)，内装十支利箭，都配着铜质箭镞，箭囊旁还有一件铜弓形器和两柄铜戈。这两车都应是战车。另外，一些车上虽然没有兵器，但所属墓葬中常有成组的兵器出土，所以其中也可能有战车。

出土的战车甚至可以反映出作战时车上乘员的情况。比如山东胶县西庵乡出土的一辆西周战车上，放有两组青铜兵器，靠右侧的一组只有一柄戈；靠左侧的一组有戈、戟各一件和箭镞十枚。这两组兵器出土时的位置，正好说明了车上乘员的位置：根据记载，当时一乘战车上应该有三名乘员，主将的位置居左，那一组制作精美的戟、戈和防护装具，正是为他所用的。右侧位置是主将手下的武士，为“右”(或“戎右”)，是战时的主力。在主将和戎右的中间是“御”，即驾驭马车的驭手。这样的位置，恰好和文献中战车乘员配备及战时情形相吻合。再从已经发掘出的商周车子的车厢宽度考查，一般宽在130-160厘米，进深80-100厘米之间，并乘三人是完全可能的。

人、马、车都配有严密的防护装具

由于战车上的乘员都是站立在车厢中作战的，所以他们身着铠甲的甲身都很长，与后来骑兵和步兵所穿铠甲不大一样。乘员中戎右因为要挥臂格斗，故只在肩部加有披膊；御者的职责是驾车，因此两臂披膊向下延伸，一直护到腕部，并且还接缀舌形护手，在颈部加有高高的“盆领”。车战武士这样的护甲形制，一直沿用到秦代，在秦始皇陵陪葬陶兵马俑坑出土的木质战车上，驾车的驭手就身着这样的护甲。

除了战车乘员外，驾车的辕马也披挂了皮革制成的甲衣。湖北随县擂鼓礅一号战国墓里出土的大量皮质甲片中，就有用来编缀马甲的甲片，据同墓随葬的竹简文字记载，当时的马甲有彤甲、画甲、漆甲、素甲等多种。保存较好的马甲，出土于湖北荆门包山楚墓中，马甲胸颈部有25片甲片，分5列，每列5片；躯干部有48片甲片，左右对称，各分4列，每列6片；还有保护马头部的皮甲胄，由顶梁片、鼻侧片、面侧片等6片甲片组成。这套皮马甲能够有效地保护驾车辕马的头、颈和躯干免遭敌方箭石的损伤。

战车车厢也需要防护，河南淮阳马鞍冢二号车马坑出土的四号车，车厢外侧钉装有青铜护甲，甲板每块长13.6厘米，宽约12厘米，厚0.2厘米，共钉80块。2007年结束发掘，最近刚刚披露的山西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一坑中埋葬着至少105匹马和48辆整车，是迄今为止所见西周时期规模最大，陈放车辆最多的车马坑。其中多辆车厢中还保留着铜马甲、马具和铜剑镞、铜戈、铜矛，显然都是当时的战车。更有一编为11号的车厢外侧，装有莲瓣状青铜甲片，排列整齐，保存完好，与上述马鞍冢二号车马坑的四号车一样，算得上名副其实的“装甲战车”。河南洛阳中州路出土的战国驷马战车，还将强弩装备于车体上，射程要比弓箭远得多。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是国家大事，改朝换代的直接推手，曾经在古代(主要是先秦)战争中发挥过突出作用的战车，在我国各地古墓葬和遗址中有大量存留，许多作为大墓陪葬的车马坑，动辄埋葬几十乃至上百组杀殉的骏马和装备整齐的车。杜甫眼中的辚辚车马当然已不是先秦战车的模样，但我们今天有幸看到考古发掘出土的，数量如此众多的各地车马坑中，再现的可都是两千年前能参加实战的真马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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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编：孙美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