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任授官 韩非的用人思想

辉煌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蕴育了丰富的育人用人智慧。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韩非（约公元前280~公元前233年），作为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在那个群雄争霸的时代，从独特的视角就如何选拔人才、使用人才、考核人才等用人问题阐述了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形成了与儒、墨等家有别的法家用人思想。 

韩非用人思想的第一个特色是强调德才兼备，但更突出因任授官，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在选官用人方面，儒家重门第，讲等级，而韩非则主张打破儒家的门第观念和等级制度，提出“因任而授官”,“程能而授事”，提倡不拘一格选拔人才。韩非认为，“授官”或“授事”，应与一个人的才能、贤德相适应，强调任用“贤能之士”。所以，他说：“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不羞其卑贱也，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从而举之。”(《韩非子·说疑》)在衡量德与才方面，儒家通常把“德”置于“才”之前，但韩非子似乎更强调一个人的行政才能，把一个人的“能”放在“贤”之前。他说：“故无术以用人，任智，则君欺；任修，则君事乱，此无术之患也。”（《韩非子·八说》）韩非认为，若单凭才智去提拔人，一旦他用才智为自己谋利，君主就要被欺骗；而若只以品德去提拔人，万一这人不机智甚至很愚蠢，政事就一定会被搞得混乱不堪。所以，他提出选拔官员必须兼顾德与才，多用智、修兼备之士。从任能选贤出发，韩非还反对“私门之请”，即反对走后门、拉关系，这与儒家也是不同的。韩非说：“明主者，推功而爵禄，称能而官事，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贤能之士进,则私门之请止矣。”（《韩非子·人主》）当然，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也不是韩非的独创，儒家、墨家以及作为法家先驱的管仲也有类似的观点。如墨子说：“上举不避贫贱，不避疏远……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予以事，断予之令……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举公义，辟私怨。”(《墨子·尚贤上》)但韩非与他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德”与“才”的孰先孰后。在韩非看来，道德本身是无形的，对它的评价更多地来自众人之口，因而对众人的“毁誉”一向持不信任的态度，所以，他提醒手中握有用人大权的统治者对“才”要特别重视。主张“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赏”（《韩非子·八奸》）。

韩非用人思想的第二个特点是主张以法择人，量功授官。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期，大大小小的诸侯们虽然求才心切，但对何谓“才”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因此常常仅凭某些说客的虚言浮辞就赐予其高官厚禄。韩非对这一用人方式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在用人问题上不能搞“以誉进能”、“以党举官”，而是要以法择人，量功授官。他说：“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当然，不听“毁誉”并不是堵绝言路、不让臣子推荐人，而只不过是不以臣下所说的那一套为用人的唯一依据罢了。推荐人可以，但推荐了以后是否授予官职，还得以实际的才能和所取得的功劳而定，也就是在“臣相进”以后，还要“论之于任，试之于事，课之于功”。可见，韩非是不全信“伯乐”的，一定要骑着“伯乐”推荐的“千里马”遛遛才放心。这样，“伯乐”不敢讲假话，“劣马”也不敢滥竽充数了。韩非还认为，君主左右的近臣地位特殊，对官员的任命往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很多想做官的人总想千方百计地去贿赂买通他们。如果君主听信左右近臣之言，就难免会使群臣无心于本职工作，而只顾搜刮民财去贿赂他们以求获得升迁。这实际上是一种“卖官”、“买官”的腐败现象。他认为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就会招来亡国之祸。所以，韩非虽然也赞同群臣向君主推荐人才，但他同时又指出，对君主左右的近臣要另眼看待，而君主们对左右近臣的推荐尤其要审慎处之，且不可偏听偏信。“以法择人，量功授官”虽是韩非用人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但赏功罚过在墨家看来也是无疑义的，如《墨子·尚贤上》就主张“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那么，两者有没有差别呢？若有，两者的差别又表现在哪里呢？笔者以为两者之间是有不同的，举贤应以能力为依据，这是墨子的主张，但墨子对这一命题的说法过于笼统，欠缺细化，对于如何检验、评判和考核所谓的贤能之士，并且使检验、考核和评判的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墨子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主张；而恰恰在这一方面韩非言之甚详。韩非认为，选官用人，应以为国家建功立业为出发点，以法律为准绳，以功过论赏罚，在此基础上还要建立一套具体的考核办法，即所谓“循名责实”。“人主使人，必以度量准之，以刑名参之，以事遇于法则行，不遇于法则止。功当其言则赏，不当则诛。”(《韩非子·难二》)

韩非用人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主张专职专任，定位管理。韩非认为，每个官员各有自己的岗位、各有自己的职责，因此他强调“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韩非子·难一》）。这从政治上来看，既可避免群臣发生抢权争功、互相倾轧之事，又能使他们做好本职工作而不互相推诿；从业务上来看，一个人的精力有限，管的事太多，容易造成不胜任的缺陷，现在既不兼官，又不兼事，可使官员集中精力去钻研一门业务，做好本职工作，那样工作绩效就会明显提高，整个官僚机构也就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率。韩非说:“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而莫怀余力于心，莫负兼官之责于君。故内无伏怨之乱，外无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讼；使士不兼官，故技长；使人不同功，故莫争。“（《韩非子·用人》）由于官吏各居其位，各负其责，这样在管理上就会形成“莫争”、“莫讼”的和谐局面，达到“治之至”的理想境界。韩非的这种定位管理思想，实践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用人之道。如果推行“一职多官”的运行机制，不仅容易造成机构臃肿，滋生官僚作风，而且在同一管理层次上，官越多，办事效率也就越低，官场扯皮的事也就越多。有名有利的事，大家争着干；无利可图、既难办又有风险的事，就互相推诿，谁也不愿沾边。因此，韩非提倡“一职一官”，反对“一人兼官”、“一官兼事”的用人思想，在今天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韩非用人思想的第四个特点是他主张“袭节而进”，逐级提升。韩非主张从经过基层锻炼的人中选拔贤能之士，这与孔、孟等儒家的用人思想也是各异其趣的。《韩非子·八经》说:“官袭节而进,以至大任,智也。”《韩非子·显学》又说：“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的这一用人思想实际上是对当时贵族世袭制的一种挑战，同时又反映出诸侯争霸、群雄并起的时代特点。注重从基层选拔官吏，提醒统治者在擢升官员时讲究袭节而进、逐级晋升，这就给非贵族出身的社会中下层的智能之士敞开了一展身手的舞台。（作者：时显群 单位：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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