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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三智道商国学院特聘导师
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中国的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十大商帮，这就是粤商、闽商、宁波商、龙游商、江苏洞庭商、徽商、江右商（江西商帮）、鲁商、晋商、陕商，其中最有名者是晋商和徽商。传统商帮崛起和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又是如何走向了衰败？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示？周建波教授为我们梳理了以晋商为中心的传统商帮的发展轨迹。
商品经济全球范围内的发展
人均GDP的不高以及长期的缓慢增长，说明国内消费能力不高，这是不利于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的，是号称世界制造大国（手工生产）的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机器生产）的重要原因。
在1820年以前的中国与世界各地，尤其是与欧洲的贸易中，中国产品以物美价廉受到世界各国欢迎，茶叶、丝绸、瓷器、土布等更成为出口的大宗，大量的白银来到中国，不仅使白银变成中国的基本货币单位，而且使中国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富豪，出现了十大商帮，其中最富者为晋商、徽商以及粤商、浙商等。这些富豪的产生均与国际贸易有关。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说：“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在公元元年中国GDP占到世界总量的26.2％，仅次于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公元1500年，中国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公元1820年，中国GDP占到了世界总量的32.9％，远高于欧洲国家的总和。当时的世界GDP总量，按1990年时的国际美元来计算，中国为2286亿美元，为世界第一，英国为362.3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印度为1114.17亿美元，法国为384.34亿美元，三国总和占世界总量的26.7%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则强调指出，1500~1800年，“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人为中心的”。因为“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贸易都是顺差，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
虽然学者们在具体的统计数字上还有微小的分歧，但都认为至少在1820年以前，中国是世界制造大国，是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无疑，这对以晋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的形成很有促进作用。老子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长期的领先地位使统治者滋生出骄狂自大情绪，认为“天朝无所不有”（乾隆语），不重视了解、研究外部世界。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百年内，中国多次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和破坏，终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原因正缘于这一盲目的骄傲自大。
此外，明清时期中国的GDP尽管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但就人均GDP来看，则远不如西方国家。例如，1500年英国的人均GDP为714美元，1600年为974美元，1700年为1250美元，1820年为1707美元；同一时期法国的人均GDP依次为727美元，841美元，986美元，1230美元，中国则为500美元、520美元、570美元、669美元。不能说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均GDP没有增长，但是增长的速度比较慢。
从上述两个方面来说，清王朝后来被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打败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随着清王朝彻底地向西方开放，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传统商帮因与西方企业主要是竞争的关系，比如贩茶、金融，而逐渐趋向失败。以苏商、浙商、闽商、粤商、鲁商为代表的沿海商人因为与西方企业主要是合作的关系，充当了西方企业在华经销商、采购商以及中方雇员（买办）的角色，因而在全球化进一步加剧的时代不仅没有衰落，反而乘势迎来了新的辉煌，取代了晋商、徽商传统老大的地位，成为新一轮经济大潮的主角。
那么，全球范围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如何实现的？一言以蔽之，农业革命。中世纪后期，亚欧各地发生农业革命，剩余产品出现，这就为交换的发生、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而在地区交换的基础上走向国内交换、国际交换，全球化的序幕由此拉开。
1800年以前，中国凭什么在世界市场上一枝独秀？为什么1800年以后，中国在世界市场的地位开始下降？一方面是欧洲的后发优势发挥出来：东方的精耕细作技术，加上欧洲的自然条件。另一方面，中国的先发优势趋向减退：技术的对外传播，以及人口众多、地价高昂的小农经济结构。
这意味着，在东西方的贸易中，西方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大量的白银在源源不断地到达中国，改善中国货币供给状况的同时，也使西方在18世纪末由于拉美银矿的衰竭而陷入白银荒，许多国家因此退出了与中国贸易的行列，只剩下英国、美国、荷兰等少数国家继续与中国贸易。
在这种情况下，欧美要维持传统的对东方产品的刚性的需求，只能为得到更多的白银而奋斗。办法无非是两个：一是不正当竞争之路：鸦片贸易；二是正当竞争之路：通过工业革命改进产品制作技术，一则使西方产品打进中国，换取白银来维持对茶叶、丝绸、陶瓷等刚性的需求；二则寻找茶叶、丝绸、陶瓷等的替代品，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此谓“进口替代”。
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中国被迫扩大开放的大门，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经济结构被破坏和社会冲突的扩大，太平天国革命就是这样爆发的。
为了国家的安全和清政权的巩固，中国于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了主动向西方学习的进程，这就是洋务运动。
传统商帮崛起的国内大背景
随着南方经济开发的成功，到南宋末年，我国正式形成“经济重心南方，政治中心北方”的区域格局，这一政治中心、经济重心背离的经济格局对中国今后的发展影响很大。它直接促进了晋商、徽商的崛起，并间接影响了沿海商人的发展。
“天时”上，唐宋以来农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步。
首先是传统土地制度解体，土地买卖由原来的严格限制走向彻底的自由化。唐中期后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宋代宣布“不抑兼并”，这有助于个体小农的自由发展，有助于地主制经济（大农经济）的出现。其次是出现了公用事业民营化的趋势。包括汉武帝的盐铁国营（“官山海”），唐中期刘晏的盐政改革，宋代边防后勤事业民营化的最初尝试，等等。尤其是明代“开中令”“开中折色”，与晋商、徽商的崛起密切相关。
“地利”在传统商帮的崛起中至关重要。例如，北方游牧民族的存在与晋商、陕商的崛起，运河、长江及其支流与徽商的崛起，长江及其支流与江西商帮的崛起，运河、长江与洞庭商帮的崛起，近海、长江及其支流与宁波、龙游商帮的崛起，近海、运河与山东商帮的崛起，广州“一口通商”的地位与粤商的发展，海禁政策与福建、潮州等沿海商帮的缓慢发展，及舟楫创世界性格的形成（包括反叛政府法令）等等。
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发生长期战争，交换难以进行。从历史上看，游牧民族的入侵逼得中原汉民族不断地南下。先进的技术、资金和众多的农业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反倒将昔日的蛮荒之地——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开发出来，从而为明清两朝的抗击游牧民族侵略，并最终解决北方游牧民族问题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经过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进步，使双方大规模的交换成为可能，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渐渐能做到和平相处，在与游牧民族大规模的贸易中，内地商人发达，沿海商人处于陪衬的地位，这是由经济、政治上的原因决定的。统治中心在哪里，统治者就更了解哪里，就更重视哪里。“经济重心南方，政治中心北方”的区域格局，使得南方经济的发展更容易被忽视，南方民众的要求更容易被忽视，这造成了历史上的南北对立。
传统商帮的崛起，具有“人和”优势。前文所述地区由于经济发达，造成人口众多，使得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比较突出，说明封建生产方式已无力解决人和资源的矛盾冲突，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突破封建生产方式（“向土里刨食吃”）的限制，而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工商业）方向发展，即在有限的土地上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养活更多的人口。
“人和”优势还体现在移民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的关系上。例如“走西口”“走东口”与山西商业的发展，“闯关东”与山东商业的发展，“下南洋”与广东、福建商业的发展，移民与徽商的发展。
上述地区由于经济进步、文化发达，儒家思想的影响比较大，民众能自觉地运用“仁义”的原则协调人和人之间争夺资源的冲突，从而达成双方都比较满意的协议，使得商业交换能够长期地进行下去。
传统商帮的衰败
在与西方企业的合作中，沿海商人掌握了西方的先进技术、组织方式，逐渐拥有了对内地商人的绝对竞争优势，他们随着外国势力的扩张逐步向内地渗透，不断蚕食内地商人的市场。
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轮船、铁路、公路的崛起，使得海上贸易取代陆上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大动脉。沿海成为连接中国内地市场与海外市场的桥梁，沿海商人替代内地商人的基础由此奠定。对晋商而言，随着昔日的连接亚欧大陆桥地位的下降，失去了内陆和欧陆两个庞大的市场，其国内商帮老大的地位自然要动摇。
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通讯的进步，使得即使在内地市场的竞争中，以帆船、马车、骆驼为交通工具的传统商帮，也无法同以轮船、铁路、公路为交通工具的现代商帮竞争，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传统商帮的衰败是必然的。
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通讯的进步，还意味着西方人的到来必然造成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被破坏、社会冲突的扩大、战争的爆发等，这意味着晋商、徽商传统的区域市场的丢失。不惟如此，清政府为巩固政权必然加重对商人税收的征发（厘金、捐输），这造成晋商、徽商资产积累的缓慢，无法与在中国拥有特权（治外法权、半子口税）的西方企业竞争，失败是必然的。
我们可以晋商为中心来看传统商帮衰败的过程。首先是国内市场的丢失。全球化是在没有统一权威的支配下自发进行的，战争不断、内乱不断，这对来自海上的处于进攻态势的外国商人来说是促进其发展的力量，而对处于守势的内地商人来说则是毁灭其存在的力量。在与西方企业的合作中，沿海商人掌握了西方的先进技术、组织方式，逐渐拥有了对内地商人的绝对竞争优势，他们随着外国势力的扩张逐步向内地渗透，不断蚕食内地商人的市场。
外国商人和沿海商人受列强在通商口岸治外法权势力的庇护，投资环境好；而且，外国商人和沿海商人（假合资）的税收条件（半子口税/厘金；捐输）远好于内地商人。沿海商人与国内先进的政治势力——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革命派、民国政府相结合，内地商人，尤其是晋商则与传统的政治势力——满清王公贵族相结合，最后在革命中被毁灭。外国商人和沿海商人依托的国外市场是经历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稳定的欧美国家；而昔日在内地从事外贸的晋商依托的海外市场则是没经历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不稳定的俄罗斯、蒙古，这些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内乱、革命对晋商是毁灭性打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商人的消极影响不大，反而使中国的沿海商人所创办的民族工业因外国势力的退出而获得了大发展的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作战区域在中国，给中国的近代民族工业打击甚大，对幸存的晋商更是最后的彻底打击。乔氏集团、曹氏集团最后衰败，就是由于市场主要在西北、东北，抗战爆发给予最后一击。辛亥革命后，晋商剩余的四大商业集团中，主要靠蒙俄市场起家的大盛魁最先衰败。随着蒙俄市场的丢失，再加上蒙俄国有化造成的损失，大盛魁元气大伤，只剩下内蒙古、新疆等市场。后来，在内蒙古开发新产业（电灯）又不成功，负债累累，只好宣布倒闭。
晋商在20世纪初曾向现代经济转轨，然而并未成功。面对时代的大变化，晋商的未来是：一是向机器工业生产领域转移；二是变更组织体系；三是向沿海区域转移。1905年至1908年，当时的山西工商界有两股潮流：一是票号改组银行，以李宏龄、渠本翘为代表；二是向机器工业转轨，以渠本翘、阎维藩为代表。
之所以产生群体转变意识，是因为：第一，先进交通工具出现，运输成本降低，商业进入门槛降低，垄断优势降低，自然带来商业利润的降低，“穷则思变”；第二，对现代机器工业了解的增多，张之洞、胡聘之、李提摩太等在山西现代工业发展中发挥了作用；三是山西知识阶层对西方文化了解的增多，“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就是山西人，山西官员渠本翘既受戊戌变法兴办实业的影响，又受命出使日本，对西方文化了解增多。
然则晋商为何转轨不成？其一，这与转轨动力不高有关，主要指票号转轨。首先，当时票号利润很高，人们，主要是决策层对票号体制充满信心，缺乏转轨动力。再者，待票号受到重创，欲转轨之时，昔日的支持者——大清王朝倒台。其二，也与对现代经济规律没有搞清有关，这主要指晋商工业的转轨，走上了发展重工业的道路。
语言学：从卡片之学到数据之学
现代语言学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从经验科学转到实证科学，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从发现和描写语言现象、事实，到对这些现象、事实进行解释和探源，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从单一领域到多领域的结合(从语言学内部各单个领域的研究到语言学内部各领域的结合)，从单一学科到多学科的合作(从语言学这个单一学科的研究到语言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物理学、考古学、遗传学以及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的合作)。在现代社会中，科学飞速发展，文理分家已经远远落后了。所以，很多创新的理论和应用的成果都建立在学科交叉的节点上。这些节点就是新的学术生长点。
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是从卡片之学转变到数据之学。卡片之学代表传统语言学的优良方法。卡片的内容包括：(1)所有看过的参考文献摘录、笔记。(2)语言调查的资料记录。比如在一个方言，这个字音读什么，那个字音读什么，一个字音一张卡片，一个例句一张卡片。所以，一套卡片就代表一个语言/方言的系统。(3)卡片记录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思考收获。所以，传统的语言学有一句话，语言学是卡片之学。这种说法代表了语言学的“朴学”精神。今天，我们仍需要发扬这种“朴学”精神，现在做得还远远不够。从卡片之学转向数据之学的过程中，卡片之学是基础。绝不能有了数据之学，就可以抛开卡片之学。只有在卡片之学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建立和转向数据之学。数据之学不排斥、不否定卡片之学，而是在卡片之学基础上的提升和进步。
数据之学是量化分析。它使研究实证化、系统化、科学化，甚至将来成为自动化，使我们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数”有两个意义，字面意义和实际意义。字面意义是心里要有数目的概念，实际意义是要对事物有大体、全局的把握。这两个是一致的。只要心中有了数目，我们就能够把握全局。
我们知道，有了现象才能获得印象，有了印象才能最终得到真相。现象和印象都不一定是真相。有了真相，有了事实，才能获得理论。现象不能直接产生理论，印象也不能直接产生理论，只有真相才能产生理论。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实事求是。
数据之学有三个大的方面。
一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数据，以哪些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对象很广泛：古代、现代的语言现象、语音、语法、词汇、语义的研究，生理、心理、物理的研究，不同方言、语言的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第二语言习得、语言接触研究等。语言接触现象很普遍，第二语言习得是方向确定的语言接触。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二是怎样取得数据？用哪些工具？用什么作为武器？比如说使用仪器、问卷、调查、记音、查考文献等都是取得数据的方法。不过，方法不断地进展。使用的仪器、工具不一样，取得数据的途径不一样，这方面有很多可以进一步发挥的余地，空间很大。比如说，取得多少数据、多大的样本，问卷是发10个还是发100个、500个；调查什么样的人，找人发音，找多少个，找什么地方的人，找年轻人还是找老年人，发什么样的音，这些都有很多可以由自己设计、确定的空间。怎样取得数据直接影响到最后数据的处理。我们往往在最后处理数据的时候，才感到在前面的某个步骤和程序出现了缺陷。有时候这种缺陷可以补偿，有时候不能补偿。所以，在怎样取得数据这个问题上，需要我们仔细周密地进行思考。我以前讲过，这个过程就像我们在纸上练兵，要把全部过程都推演一番，就像作战演习一样；一般都是先做小型的实验，再做大规模的调查。
三是如何处理数据？如何驾驭数据？尤其是数据越来越多，大样本的情况。我们要利用归一化处理。但实际上，归一化不是目的，脑子要清楚。我们不能迷失方向，迷失自我，不能掉进去出不来。要清楚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的，归一化就是为了获得语音格局。归一化是量化分析的第一步，后面还有很多的步骤。归一化就是把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跨度看做百分之百，看做单位一。
归一化之后就是相对化，相对化是在归一化基础上，所有最大值、最小值中间的数据都转化为百分数，就是把所有数据的明数去掉，变成无量纲的数据。
相对化之后就是范畴化。在语言学中，不同单位(音位、词类、句法结构、语义特征)都有各自的分布范围，这种分布范围表现为数据分布的范畴。归一化和相对化之后，要把不同范畴的分布范围、分布界限找出来。
不同范畴之间的关系不是线型、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关系，具有层级性。语言是一个系统，系统的特点是层级性。不同范畴在不同平面、层级上才能更清楚地显示出各自有规律的关系。这种有规律的关系就是系统。只有层级化之后，才能得到系统——格局。
格局化和系统化是一致的，系统是隐性的，格局是显性的，格局是可见的系统。经过量化分析一系列的过程得到语言的格局，才是我们最后的目的。衡量一个方法、做法是不是有效、有优越性，就是看能不能使我们简捷地、便利地得到语言的格局。
需要什么样的数据，怎样取得数据，如何处理数据，这些都是现代语言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在语言学研究中需要充分利用数据。数据就是客观事实，数据就是实践经验。实践是我们认识的来源，理论的根基，检验的标准。我们应该提高对于语言数据的认识和理解，增强处理和分析语言数据的能力，从而在更为坚实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语言学理论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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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孙美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