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

编者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取得了长足发展，历史学亦不例外。在史学百花园中，新成果、新方法、新理论等层出不穷；文化史、社会史、口述史、社会文化史等一派欣欣向荣之象。作为史学新兴学科的一支，国内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已走过20年的风雨历程，虽然还未成长为参天大树，但在史学界搞得有声有色亦是有目共睹。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得的进展，本刊特邀刘志琴、梁景和、李长莉等在这一领域辛勤开拓、颇有实绩的专家介绍有关情况，向读者朋友释疑解惑。

主持人：危兆盖（本报记者）

特邀嘉宾:

刘志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李长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刘志琴 

梁景和 

李长莉     

一、在文化史、社会史的大潮中社会文化史破土而出

主持人：社会文化史是什么？它与通史、专史、文化史、社会史是什么关系？它是要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还是要发展成一个新学科抑或只是增加一种解读历史的新方法？

梁景和：在国外，社会文化史更多地被称作新文化史，它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史学流派。但在国内，我们习惯于用 “社会文化史”这一称谓。美国史学家林·亨特1989年在其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中首次举起“新文化史”的大旗，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亨特指出，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

我以为，社会文化史是研究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是观察和诠释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和层面。社会文化史可以补充通史和专史的内容，社会文化史与文化史、社会史具有交叉关系，亦可发展为并列关系。社会文化是客观存在，运用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和层面会发现更为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和内容，因此开展社会文化史研究，具有推动史学发展的实际价值和意义。

李长莉：历史学是以实证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面对的是丰富纷繁的以往人类社会现象及人们的所有活动，要予以认知，就需要一定的概括与分解。因此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形成了综合性通史与分领域专史两条学术路径，这也成为迄今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然而，随着人类面临日益复杂而多样的问题，要求历史提供的知识已不只是还原历史真相与判断是非，而是要开掘历史现象的纵深处，多层面地探究其内在根源与演变机制。如此则只限于某一专史领域、单一视角的知识难以解答，而如果从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视角进行认知，则可弥补单一视角的某些缺陷。“社会文化史”20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这样一种以跨学科交叉视角研究历史的探索与尝试。

“社会文化史”在我国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针对当时相继兴起的文化史和社会史各有偏重、难以反映社会文化的一些纵深领域、留有诸多相互重合又模糊不清的空间等问题，开始有学者尝试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探索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于是提出了“社会文化史”的新概念。我以为这并不是一种严格的学科范畴，而主要是指一种交叉学科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大致而言，即以文化理论分析历史上的社会现象或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它与通史和专史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予以补充，使历史学的血肉更为丰满鲜活。

刘志琴：48年前一篇《＜急就篇＞研究》在学术界引起轰动。《急就篇》是汉代儿童的启蒙读物，引起轰动的是这篇论文所展现的汉代社会生活、宗族乡党、村邑闾里、社会风尚的形形色色，具体、翔实地再现了汉代人的衣食日用、物态人情、雅好时尚。周予同、黎澍等老一辈学者对此赞誉有加，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感慨地说:“这样的文章我也写不出!”

这是史学大家的自谦吗?不是，老一代学者并非没有学富五车的知识和才情，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们耳熟能详的是阶级压迫、农民起义、王朝盛衰，在众口一词的学术氛围中，突然冒出一个另类眼光，从社会和文化的视角，对2000年前的启蒙读物展开全新的解读，从一句“奴婢私隶枕床杠”，对照敦煌文本、居延汉简、宗族家谱，得出汉代奴婢不入户籍，而入财产籍，类似床杠等生活用具，这与古罗马把奴隶视为生产工是不同的社会结构。从去年出版的沈元遗著《汉书批注》来看，他写这篇文章时精读了《汉书》，文章中还运用音韵学、版本学、地理学等多种学科知识，进行综合考察，厚积薄发，尺幅千里，小问题做出大文章。

这样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为史学界敞开一个新视野，即社会文化史的视野。当时不可能由此提升到学科意义，建国后社会学和文化学都被取消，由此相应的是社会史的研究缩小到有限的一隅，文化研究则被思想史取代，全国没有一个院校开设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课程，更没有一个专业的研究机构。要说这篇文章在半个世纪以前踏入社会文化史的领域，那也只是个别的自发趋向，这一成果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赞扬，不仅是作者令人信服的才识，也是史学研究迫切要求扩大眼界的期盼。

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研究如狂飚突起，推动了社会学和社会史的复兴。文化史本是历史学和文化学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它是在近代中国形成的新兴的学术领域，兼有与社会史共生、共荣的特点。它们各有专业的研究对象和知识系统，伴随现代学术的积累和开发，各门专业之间经常交叉，到一定程度发展出边缘学科乃是现代科学发展常有的现象。在法学与哲学之间兴起的法哲学，对法学是有革命意义的建构；从语言学与哲学交叉中产生的语言哲学，被认为是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突破性建树。尽管这些新兴学科还很稚嫩，有的也存在学术分歧，毫无疑义的是，它以跨学科的长处、焕然出新的见解，愈来愈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在国外兴起大文化史的概念，国内有社会文化史的兴旺，国外有相似的学科出现，说明社会文化本身乃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现象。它融通物质生活、社会习俗和精神气象，从上层和下层、观念与生活的互动中，揭示社会和文化的特质，这对历史悠久、积累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更具有本土特色和发展的优势。

二、社会文化史在理论上的开拓与创新

主持人：一个学科门类的产生离不开理论上的开拓与创新，在史学界已成某种声势的社会文化史，其理论依据及理论建树又是什么？

梁景和：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法。

李长莉：由于过去常用的一些比较单一和平面化的史学概念不足以准确地表达社会文化史研究对象的丰富意义，因而研究者越来越多地采用一些表达复合意义或新生意义的新概念作为分析工具。例如：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建构、想像、社会记忆、话语、失语、合法性、正当性、权力、语境、场景、宏大叙事、个案、微观研究、深描、地方性知识—普遍性知识、大传统—小传统、民间社会等等。这些概念词语大多是从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库中借用，引入史学研究中的，它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因而在史学研究的队伍中，研究社会文化史的学者运用这些新概念最为广泛。这些概念的提出与运用，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支撑。

刘志琴：中国有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足以创生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理论。社会学家费孝通曾提出，中国基层社会本于礼治秩序，乡土中国是礼俗社会。“礼”在中国有礼制、礼治和礼教之称谓，礼制是王朝钦定的器物享用制度。历代王朝都以“会典”、“典章”、“律例”或“车服制”、“舆服制”等各式条文，管制人们的物质生活。礼在中国，实际上是日用消费品分配的准则和教化民众的规范。所以礼不仅是思想观念、道德准则，也是制度的实体，这样一种涵盖物质、精神和制度的概念，在西方古典哲学中从未出现过，因此找不到对应的词汇来翻译“礼”，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特有的理念形态。中国古代史中的“俗”，也与西方有别，西方民俗学在日本直译为《土俗学》，是指下层自然生成的习惯势力，而在中国略有不同，虽然俗在中国也指民间习俗，但自古以来就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最高统治者不仅要亲自过问风俗民情，还委派官吏考察民风，作为制定国策的重要参照。从商周的天子、诸侯，到明清的君主、士大夫，都把以礼化俗作为治理天下的大事，主导习俗的发展，致使礼中有俗，俗中有礼，两者的价值走向愈益趋同，致使礼俗之界难以划分。

在中国人心目中，大至天道运行，小如日用器物，深到修心养性，无不以教化为先。孔子的“移风易俗”，管子的“教训正俗”，荀子的“习俗移志”，吕不韦的“观其俗而知其政”等，各家各派都具有把国运盛衰、名教兴亡的审视点下移到社会生活考察的传统，有力地推动了伦理观念渗入生活方式、社会风尚和民间文化的各个领域。在中国，一部社会文化史实际上也是一部物化的社会思潮史，这是思想史和社会史不能取代的内容。如此厚重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最能创生中国的社会文化史理论。当今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处于全球化的浪潮中，不能不受外来文化的启迪，但鉴于中国文化的特质，我以为研究者与其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到不如深入到本土资源中谋求新发现。因为充分认识中国文化模式的独特个性，就足以使这一领域活色生香，甚至改写中国思想史的风貌。这应是开展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价值所在，我希望研究社会文化史的同行们在这方面大胆探索，定能有所贡献。

三、如何评估20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成绩？

主持人：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开展已20年了，成绩何在？代表作又如何？

刘志琴：记得30年前文化史刚刚复兴时，人们也有这一提问，周谷成的回答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今天已无人再对文化史研究提出这样的疑问了，我想社会文化史的前景也一样。一门学科从发生到成熟要有几代人的努力，所以即使今天还没有产生有影响的代表作，也不能轻易否定新探索对学科发展带来的新鲜活力。何况任何时代人们的认识都有它的局限性，也许今天看起来不起眼的作品经过几十数百年的历史沉淀，就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也说不定。

李长莉：20余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运用社会文化史视角进行历史研究，论题和领域在不断扩展，研究论著逐年增多，“社会文化史”已经形成了一个以社会与文化交叉视角为特点，有较为集中的研究领域，稳步发展、不断深入开拓的史学分支领域，从研究路径和撰述形式上也形成了诸多趋向。

梁景和：20年来，关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还很难说已经出现典范之作，但还是要承认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也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诸如刘志琴主编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现代》、严昌洪的《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孙燕京的《晚清社会风尚研究》、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等，我自己也出过两本《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和《五四时期社会文化嬗变研究》。此外，杨念群、孙江等主编的《新史学》论丛，孙江、黄东兰、王笛等主编的《新社会史》论丛，也都有其独特的研究意旨。

四、他山之石：国外新文化史研究的现状

主持人：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对国内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么20年来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是否也受到这种影响？从你们了解的情况看，国外同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如何？

梁景和：国内的社会文化史基本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独立发展起来的，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受到了国外新文化史的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于法国和美国的西方新文化史研究是一场重大的史学理论运动，如今已成为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撰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和潮流。这股潮流取代了经济— 社会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动和发展，是一次“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是继20世纪50年代中叶西方史学“路标转换”后的又一次重要转折。这股热流70年代初传入意大利、英国，八九十年代开始波及德国、西班牙、匈牙利、荷兰、瑞典等欧洲国家。新文化史的称谓比较复杂，表现出多样性。英国学者彼得·伯克喜欢把新文化史称为社会文化史，他在1997年出版的《文化史的多样性》中，还有意把新文化史称作人类学史学；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喜欢称新文化史为心态史，法国学者卡布瑞则称新文化史为后社会史，还有把新文化史称作新社会文化史和历史人类学的。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即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文化人类学、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这四个方面直接影响了新文化史的历史编撰和叙事风格。

李长莉：新文化史的学者早先一般是研究社会史的，后来对社会史产生了疑问，并逐渐开始对社会史理论框架展开批判和修正。被奉为新文化史思想先驱的英国劳工史家汤普森1963年在其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就体现了“向文化的转向”的趋势，他主动超越了社会史并把研究转向文化史方向。60年代末，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勒高夫从社会—经济史转向社会—文化史，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的结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海登· 怀特于1973年出版了《元史学：19世纪欧洲历史学的想象》，由于怀特强调情节和语言这些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所以他被视为文化转向的“创始人”。新文化史这股潮流，还影响了其他领域的学者，克里福德·吉尔次、马歇尔·萨林斯、理查德·普莱斯等人类学家，爱德华·萨义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等文学批评家也都卷入到新文化史运动之中。

刘志琴：国外新文化史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涉及的内容异常丰富。诸如爱情生活、婚姻家庭、夫妻生活、妇女儿童、性别性伦、喜怒哀乐、感官情绪、阅读书籍、身体发肤、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宗教巫术、时间空间、人口犯罪、上帝大众、自然命运等等。新文化史的著述可谓广泛繁盛，不胜枚举。诸如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的生意》和《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美国历史学家林恩·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丹·盖赫返乡记》、法国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法国历史学家阿兰·科尔班的《大地的钟声》和《污秽与芳香：气味与法国的社会想象》、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英国历史学家西蒙· 沙玛的《财富的窘境：黄金时代荷兰文明的一种解释》、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的《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等等。此外，还有很多有趣味的新文化史著作。

五、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特色何在？

主持人：社会文化史兴起20年来，是否已形成自己的学科特色？表现在哪里？

李长莉：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微观史与深度描述的趋向。在联系观点的观照下，就某一微观事象从多维联系中深入分析其各种因素的关联性、互动关系及多层意涵，以求见微知著，揭示此一事象所反映的社会文化丰富意涵。二是以记述叙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趋向。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以人的活动为重心，因而要对人的活动进行具体、生动的描述，故主要采用叙事形式。文化分析的视角又要求意义的阐释，因而在叙事中有理论分析及意义阐释隐含或穿插其间，使得生动的叙事中有一定的意义内涵。这两个趋向使得社会文化史形成了一些学科优势，积聚了较强的生命力，有利于其进一步发展。

梁景和：社会文化史有自己的特色是没有疑问的，问题是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恐怕就见仁见智了。我认为以下两点是很明显的：其一，社会文化史萌发的本土性特征。中国社会文化史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是中国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发展链条上的一环。改革开放的大势，催发了文化史的复兴；改革开放的深入，迎来了社会史的兴盛。文化史研究偏重于精神层面，即关注思想观念、社会意识等问题；社会史研究偏重于社会层面，即关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问题；而社会文化史研究则关注两者的共生共荣。很多文化观念问题反映在社会生活等社会问题的层面上，很多社会问题与文化观念问题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社会文化史就应运而生了。因此，中国社会文化史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萌生就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产物，很多研究者都是顺着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而走向社会文化史领域的，体现了中国史学自身发展逻辑的本土性特征。其二，理论探索的自觉。中国学者先后撰文探讨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问题，90年代初就有很多学者积极参加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探讨，如对建立社会文化史学科的意义、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等问题都在探讨之列。新世纪初，仍然有一批学者关注并参与了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探索，分别就社会文化史研究是价值判断还是事实陈述、如何从社会日常生活中折射出观念的变化、社会文化史是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还是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心在哪里、社会文化史研究能否起到改进思想史的作用、中国学者能否建立自己的解释系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问题和方向何在等理论问题和一些实际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和研究。这些讨论虽然还只是一般学术观念的陈述和探讨，还不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这些自觉的理论思考所呈现出来的学术见解对打开社会文化史的视野和规范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无疑意义重大。

六、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前景

主持人：从学科发展的前景看，目前的社会文化史研究还存在哪些问题？能否预瞻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近期趋向或远景目标？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是一门正在生成的学科，的确存在着一些缺陷和有待改进的问题。一是碎片化。在具体而微的研究取向中，一些论题过于细小琐碎，同时又缺乏多维联系观点及深层意义阐释，由此造成论题成为缺乏联系、意义微弱的零星碎片，因而矮化了史学研究的意义与价值。二是平面化。一些研究在采用具体描述的叙事形式时，只停留在平面化记述，而缺乏理论分析和深层意义的阐释，成为浅薄、表面化的单纯叙事，使史学研究失去了深度和灵魂。三是理论与内容“两张皮”现象。一些研究者在借鉴社会科学理论和概念工具时，对外来理论与本土经验的隔阂、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性缺乏足够的自觉与警惕，未能根据研究内容进行选择、改造、活用、伸展，使之融会贯通而生成自己的理论解释，而只是停留在简单的移植、套用，理论与内容相脱节，因而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四是片面价值论。传统史学研究范式是价值一元论，只承认主流价值的合理性，不承认少数人或其他立场所持价值的相对合理性。社会文化史则眼睛向下，从多维度、多层面的视角，在主流价值之外注意其他价值的相对合理性，因而倾向于承认主流价值主导下的价值多元立场。从社会文化史的观点看，正是由于多元价值的存在，才导致了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博弈，也因而保持着社会变革的内在张力。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者由此滑向“价值相对主义”或“去价值论”的立场，或认为一切价值意义均等，或认为无需作任何价值判断；有的则走向“片面价值论”，对一些只是代表少数边缘人群的边缘性、片面性的价值取向加以抬高或夸大，甚至用以替代主流价值，以偏概全。

刘志琴：展望社会文化史未来的发展，我以为会有以下一些研究趋势或进路：第一，时代课题将促进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扩展、深化与多样化。当今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社会治理”与“文化重建”两大课题，正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中心问题，社会文化史研究应当为此提供更多的本土经验与历史启迪。这种时代课题的挑战与相关性，会促进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扩展与深化，特别是与这两大课题相关的论题会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同时，史料数据化与网络化将为社会文化史学者利用海量史料，特别是民间史料、图文史料等提供便利。社会文化史贴近时代、贴近民众、贴近社会、贴近生活的内容特点，生动叙事、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将使其成果更受知识大众欢迎。因而，社会文化史研究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第二，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目标，是基于本土经验建构社会文化发展的本土理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重心在民间社会，关注民间社会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由于立足于本土深厚的民间社会文化历史土壤之中，因而更有条件深入探索本土经验，建立适于研究本土社会文化的理论概念与学术谱系，以寻求本土历史的理论阐释，进而提出针对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一般理论，参与时代的知识进步与理论创新。第三，社会文化交叉视角与综合研究的趋向。社会文化史二十余年的研究实践表明，这种新的学科交叉视角使我们对所研究的问题能够从多层面、多维度审视，其研究成果使得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推向了一些更纵深、更多面、更精细的领域，这一趋向还会进一步扩展。同时，研究者还会更加注重用总体性、联系性、多层面、网络化的观点进行研究，以避免“碎片化”的偏颇。

梁景和：我想谈一下与此相关的问题。第一，要建立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学术重镇。有条件的学术单位或学术团体可以明确把社会文化史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和主攻方向，集中从事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工作。第二，抓基本社会生活内容和独特社会生活内容的研究。社会生活的内容极其广泛，既包括基本的社会生活内容，也包括独特的社会生活内容，还包括更多的处于中间地带的社会生活内容。虽然这几类社会生活内容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不能截然分开，但各自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基本的社会生活内容主要包括人类所共有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两性伦理、生老病死等基本的生活。这是维持生命和延续生命最基本的条件，也是最基本的生命历程，是任何时代，任何个人都很难回避的生活内容，所以我们说它是基本的社会生活内容。研究一个时代或一个时期，一个地域或一个群体的基本社会生活内容的变化，我们会理解和认识社会政治经济、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的缓慢或急速变迁，这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并从中获得历史的启迪和生活的智慧。独特的社会生活内容主要指一个时期或一个地域，某些群体或一个群体独特的生活及其生活的变化。研究这样的社会生活，无疑也能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并从中获得历史的启迪和生活的智慧。所以我们强调在社会文化史研究中要注重研究基本社会生活内容和独特社会生活内容。第三，运用多学科的视角研究社会文化史。学科的划分是人为的，它有助于使知识更加系统和深化，但学科的划分不是目的，学科之间不应当存在彼此隔绝的壁垒。只要能够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学科之间的互动和交融是必要的。研究社会文化史可以把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视为史料，可以借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可以体悟历史学与多学科共同的思维方式和思考的共同问题，这是多学科对话的基础，我们将从这种互融的对话中深刻、全面的认识和理解社会文化问题。第四，注重改革开放时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搞历史，一般有一种惯常想法，觉得研究的问题应当远一点，这样尘埃落定后，可以看得更清楚，这话有道理。搞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都有这样的问题，若档案不能解密，搞起来有困难。社会文化史稍有不同，它研究的是社会生活，是大众文化，是生活观念。这些问题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它的史料来源极为宽广。时间离得近，感受得真切，更易有自身的体悟、自身的把握。有些问题可以直接观察、调查和交流，这种直观的感受带来的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升后的理性认识更科学、实际和靠近真实。改革开放30年社会生活、社会观念的变迁比上下五千年任何一段时期都更快速更显著。研究改革开放时代的社会文化史将会浮现出更多社会与人生的真谛，故可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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