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用毕生的情感来守护她

【编者按】邓小岚（1943年-2022年3月22日），原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同志之女。生于河北阜平县易家庄村，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退休前在北京市公安系统工作。曾任《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会长。  荣膺首届“北京榜样”称号。 

2022年3月21日23时48分，邓小岚老人因突发脑血栓医治无效在北京天坛医院平静离世享年79岁。

2022年4月8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追授邓小岚同志“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突出贡献个人”称号。

2021年9月，我网编辑张峻峰同志采访了邓小岚，现将采访稿刊登，以飨读者。

 

在冀西太行深处有个叫马兰的小山村，这里曾是《抗敌报》成长的摇篮

 

我会用毕生的情感来守护她

邓小岚

（2021年7月22日）

这次回马兰有段日子了。那是2021年7月上旬的一天，忽然接到北京打来的一个电话，说他是原来北京军区《战友报》副刊的任东升主编。或许是骨子里有报媒血脉的传继，对报媒人有种自然的亲切感。任主编给我讲了《战友报》与《抗敌报》的溯源关系，一下子掀起我情感的阵阵波澜。按照任主编的邀约，我匆匆赶回北京，在石景山的家里，于2021年7月22日上午，接待了任主编派来的一位名叫张峻峰的同志，得悉即将出版新书——副题《你是我灿烂的黎明-（军队新闻写作成才实录）》，想让我能写上点什么。提起《抗敌报》的情感往事，引起我的极大共鸣和浓厚兴趣，欣然允诺，我就和张峻峰同志愉快聊了起来……

一、父亲任《抗敌报》报社主任的日子里

《战友报》——《抗敌报》！我的思绪一下子就回到父亲那惊心动魄的“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战斗岁月——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的山西、河北、察哈尔三省连接的北岳地带，迎击向太原进犯的日军。9月25日，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大捷。1937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建立起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以聂荣臻将军为首，在五台山树起敌后抗日救国的战旗。

在这金秋时节，一辆敞篷大长车载着十几位来自敌占区的知识青年，跋山涉水、风尘仆仆向晋察冀边区进发。其中，就有我的父亲——邓拓。

1937年11月18日，军区领导机关迁往河北省阜平县城，聂荣臻和中共晋察冀省委书记黄敬、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等共同商定，创办晋察冀全区性的党报——《抗敌报》。

1937年12月11日，《抗敌报》在抗击日寇第一次围攻的战斗期间，于阜平县城文娴街正式创刊。报纸由军区政治部主办，舒同兼报社主任，著名摄影记者沙飞任副主任。

晋察冀省的党组织和军队，把《抗敌报》作为思想战线和新闻战线上对日寇作战的一面旗帜，依靠这份报纸，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武装群众，使她成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建设革命根据地的舆论工具，成为党联系抗战群众的坚强纽带。

1938年4月中旬，中共晋察冀省委决定将《抗敌报》作为省委机关报，任命父亲邓拓担任报社主任，主持《抗敌报》工作。当年父亲是26岁。父亲第一次主持编辑工作和报社规划会议，就制定了三条方针：一是无论敌后游击战多么频繁、艰苦，一定要坚持出报；二是增加评论，配合战争的需要，积极组织社论、专论和短评，加强指导性、战斗性；三是改为铅印，缩短刊期，改三日刊为隔日刊，及时向敌后人民进行新闻报道。

曾听父亲听，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从冀中秘密运来几部八页铅印机和一副四号铅字，没有铸字炉和字模，他们用胶泥做成翻字盒，用字坯翻铸成字模，一个一个地铸字；没有油墨，他们就发动群众刮锅底烟灰，掺上松香、大麻油使用，父亲经常是弄得满脸乌黑，大家风趣称这为“黑人牌油墨”；没有纸，他们就用老百姓糊窗户的麻纸，自己动手建起造纸厂，用稻草、麦秸、玉米杆、麻绳头做原料，用石碾子压碎煮成纸浆，在火墙上一张张烤成纸……

1938年8月16日，第一张铅印的《抗敌报》与群众见面，这张用四号字排成的清晰美观的报纸，是边区党的喉舌，是一支坚强的文化铁军和人民对敌斗争的精神支柱。

1938年9月，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八路围攻”，在一个半月的反“围攻”中，《抗敌报》大量报道了主力部队、游击队英勇作战和人民群众拥军参军的消息，大大激励了边区军民的斗志。报纸发表了18篇重要的社论、评论文章，有13篇出自父亲邓拓之手。

1939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某部在易县黄土岭，包围痛歼日本精锐部队两千余人，亲临督战的阿部规秀中将被迫击炮炸死。阿部规秀正是日本首相阿部信行的家庭成员。11月25日，《抗敌报》在一版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胜利消息，并且进行了连续报道，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战斗热忱，也震惊了日本朝野。

《抗敌报》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受到党和人民的一致赞扬，八路军总部宣传部长陆定一在延安《解放》杂志撰文称赞：“晋察冀报的工作确是做了模范，并给了我们很宝贵的经验。”爱国人士李公朴来边区考察后，在《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写道：“《抗敌报》是晋察冀边区舆论界的权威，同时，也是抗敌新文化的播种者。”聂荣臻元帅称其是“民族的号角”。

以笔作战的胜利豪情充满了父亲邓拓的心怀。1938年11月，他写下真切感人，气势磅礴的诗篇《勖报社诸同志》，以纪念《抗敌报》创刊一周年，并撰文《这一年来》。本月报纸印数增至6000份。

《勖报社诸同志》

笔阵开边塞，

长年钩剪风，

启明星在望，

抗敌气如虹。

发奋挥毛剑

奔腾起万雄

文旗随战鼓

浩荡入关东。

马兰村，是一个位于北太行余脉的美丽、偏僻的小山村，四面环山，山坡环绕着茂密的树林，盛产核桃、栗子、柿子、黑枣，有条清清的胭脂河从村前流过。1939年4月份，《抗敌报》报社迁到这里，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就成为报社基地之一。

1939年11月初开始的边区秋季反“扫荡”大战，历时1个半月，《抗敌报》从阜平神仙山南边的大台村出发，靠骡驴运输队，带着铅印机械，在日军的三面合围中，穿行于阜平、曲阳、唐县、完县、满城五县，途中出版8期铅印报，发表重大新闻6条、社论5篇、“反扫荡”专栏4期，边区党委文件1份，通讯1篇。历时40天，才返回阜平北山迅速出报。

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抗敌报》开辟了《抗战农民》、《边区妇女》、《边区青年》等专刊，沟通了边区各界与政府的关系，建立起农民的乡村基层政权。

1940年2月12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晋察冀边区分会成立，选举父亲邓拓、沙飞等9名同志为理事。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百团大战”开始总攻。速获大胜。父亲邓拓亲自带一批年轻记者到郑太铁路前线采访，连发数篇有份量的长篇报道。

1940年10月，在准备反“扫荡”的干部大会上，父亲邓拓提出印刷设备轻装化，改造轻便铅印机的意见，报社分别成立了改造印刷机小组和改造铅印架小组，报社女记者应鲁维在反“扫荡”中英勇牺牲，年仅22岁。

为了发动边区人民共同抗战，父亲邓拓提出明确的编辑思想：要为不识字的农民群众办报，使他们通过看图或者听读，都可以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况。报社马上发表了《抗日战争现势图》、《苏德南线形势演变图》，得到群众的喜欢。

1940年11月7日，北方分局决定，《抗敌报》（隔日刊）从457期改称《晋察冀日报》。父亲邓拓由原报社主任，改任社长。从此，《抗敌报》步入其难以磨灭的光辉历史。

二、文章结缘，父母筑巢马兰村

听叔叔阿姨讲，父母的结合还是挺浪漫和感人的，邓小岚脸上挂着笑容。

到了1941年，父亲邓拓年届30岁，成了报社比较年长又没有对象的老同志，婚姻大事更加引人注目。

在边区妇救会当组织部长的刘光远阿姨，发现了县妇女干部我的母亲丁一岚。母亲丁一岚是福建人，和父亲是老乡，母亲也是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刘阿姨高兴极了，认为父亲母亲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感到非做这个红娘不可。

刘阿姨风风火火找到父亲邓拓，把母亲丁一岚大大描述了一番，撂下句话：“我算是给你牵上线了，以后的事，你自己去进行吧！”

不久，平山县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却促成了父亲与母亲的奇缘。

1942年2月，平山县一个村庄，有位年经的妇救会女干部陈珠妮，因为积极参加抗日活动，被封建顽固的公公和丈夫合谋杀害了。兼任《晋察冀日报》通讯员的母亲丁一岚，亲临实地调查了解，写下近3000字的通讯《血的控诉——陈珠妮惨案详情纪实》，署名“路群”投寄报社。父亲邓拓亲自处理这个稿件，这篇通讯大幅刊出后，凶手得到惩处，陈珠妮得到昭雪。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正义激情和流畅感人的文笔，在父亲邓拓心里久久徘徊着。“路群”是谁呢？经了解，“路群”正是刘阿姨提说的母亲丁一岚。看来，这位号称“晋察冀边区一朵花”的姑娘，还真是名不虚传啊！父亲邓拓不再犹豫，提笔给母亲丁一岚写了一封信。

当然，在这封信里，父亲邓拓没有谈及私事。只是以社长的身份，祝贺文章的发表，称赞母亲丁一岚文章写得好，鼓励她今后多为报社投稿。能够得到社长的亲笔信，母亲丁一岚喜出望外。从此，两人开始鱼雁往来，尺素传书。

1941年秋季的“反扫荡”，是母亲丁一岚直接参加危险紧张的战斗。在深山老林、天黑路险的连夜转移中，母亲丁一岚的一只鞋都跑掉了，石子嵌进到肉里。路遇中央分局组织部长刘仁同志，刘部长问：“大家听到报社的情况没有？”母亲丁一岚直率回答：“听说报社同志在滚龙沟被包围了，情况很严重”。刘仁部长听后，忙派人去解救。

反“扫荡”结束后，母亲丁一岚收到父亲邓拓一封来信，火气很大地说：“有人说反‘扫荡’报社损失很大，不是有意中伤，也是制造谣言。”母亲丁一岚这才反映过来，这火是冲着她来的。母亲丁一岚虽感有种说不出来的委屈，但她想，这是父亲邓拓为了维护报社的威信。母亲丁一岚觉得自己的心与父亲邓拓的心贴得越来越近了。

1941年12月，在刘阿姨的特意安排下，父亲邓拓与母亲丁一岚这对有情人，终于在瓦口川边晋察冀边区儿童保育院见面了。母亲丁一岚看到的是一个高高的个子，文质彬彬风度潇洒的青年书生，眉宇间却透露出战士的刚毅；父亲邓拓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窈窕、脸如满月、明眸皓齿的美丽姑娘，文静中有几份活泼爽朗。他们都觉得，对方正是自己心中千百次描摹过的“他”和“她”！

当夜，父亲邓拓诗兴勃发，写下一首《初晤》

山村曲水夜声沉，皓月霜花落木天

盼澈清眸溪畔影，寄将深虑阿谁边？

矜持短语长悬忆，怅惜芜堤不远延。

待得他时行箧里，新诗绮札读千篇。

一天，父亲邓拓向母亲丁一岚讨了一张照片，在后面赋诗一首：

映水霞光耀眼新，两间一瞥欲无尘；

春来秋肃凝冰火，战地烽火自在人。

1942年初春，他们再次漫步在西柏坡村外滹沱河边。在漫天狂舞的风沙中，他们彼此约定：要终身相伴，永远生活在一起。父亲邓拓当晚写下《心盟》一诗：

滹沱河畔订心盟，卷地风沙四野鸣。

如此年时如此地，人间长此记深情。

没隔几天，父亲邓拓写下《定情》一诗：

战地青山侣，风沙北国春

白云浮终古，江水去长东。

身世三生劫，心天一向红。

高情为尔我，天地自无穷。

父亲邓拓给时任晋察冀中央局书记的聂荣臻司令员写了一份结婚申请报告，写得感情充沛，文采飞扬，像一首动人的散文诗。

1942年“三八”前夕，聂荣臻司令员批准了父亲母亲的婚事。3月7日这天，父亲母亲摆上红枣、核桃等几样山区土产，请来几位战友，算是举行了简单的婚礼。第二天是“三八”节，聂司令员和夫人张瑞华又特地为这对新人举行了家宴。一对有情人终于结成了“战地青山侣”，人们交口称赞：“这可真是‘才子配佳人’啊！”

三、战火中降生的“我”，将根系在了马兰村

父母亲结婚以后，母亲仍回到晋察冀边区四分区工作，与父亲过了一段“牛郎织女”的生活。半年后，母亲调到报社从事资料工作，每天从敌人电讯中摘引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情报，供边区领导参考。从此，母亲也与父亲一样，与党的新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3年秋季，敌人发动了又一次的大“扫荡”。这时，母亲怀我已有六七个月的身孕。

为了摆脱敌人的围捕，报社决定向“无人区”转移。大家顶着刺骨的朔风，日夜不停地奔袭，每天要走百八十里的山路，身怀六甲的母亲，实在无法随队行动了，父亲只好将母亲“坚壁”在灵寿县山间的一个大石洞里，洞口很窄，母亲和留下照顾她的军医阿姨，只能爬着进出，直到敌人退去已是12月份。母亲的预产期只有半个多月了，父亲派警卫员来接母亲，冰雪封山，母亲骑在马上，马蹄在冰坡上一步一滑，颠得母亲肚子剧烈痛疼起来，好不容易捱到阜平县易家庄，母亲要生产了。

易家庄刚刚经过敌人的洗劫，许多房子都烧光了。他们找到老乡的一间空房，门窗都烧得只剩下边框。他们从房东群里借来床单，遮挡在门窗框上，抱来一捆柴草。柴是湿的，点着熰得满屋子都是烟。正值隆冬季节，冻得母亲直发抖。第二天一大早，一个女婴降生了。这就是我。

长大懂事后，母亲给我讲，我出生时，小脸冻得发紫，为了纪念我这不寻常的出生经历，也为了感谢母亲，给我取名叫小岚。

在当时战乱环境下，母亲是不可能自己带孩子的。待我刚满月，母亲就把我寄养在村长陈守元伯伯家，陈大妈刚给自己第三个孩子断了奶，奶水充足，正好哺育我，伯伯大妈把我当作亲骨肉，一直养育我到3岁。

期间，伴随着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伟大胜利，1946年8月23日，华北重镇张家口市得到解放，《晋冀察日报》社奉命进驻张家口市，父母亲的工作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这时，母亲想着该把小岚接回来了。

接到母亲的信，养父母虽说舍不得我走，但还是更理解父母的心情，养父母怀抱肩扛着我上路了，翻山越岭，走了200多里路，才把我送到张家口。

为了给我断奶，我第一次和干娘分开睡。夜里我找干娘哭哑了嗓子。干娘听我撕心裂肺的哭声，流着泪又把我抱回去。就这样，送过去抱回来，一晚上要折腾好几回。两个母亲，一个在这屋哭，一个在那屋哭。

我成了两个家庭的孩子，有了两对父母，在随后的日月里，两家也一直保持着亲密的来往。老区人民用乳汁把我养大的这份骨肉真情，一直镂刻在我的心底。

四、回报桑梓，我愿将余生年华融入马兰村这方土地

转眼到了1997年，那是我和妹妹邓小虹第一次回阜平看望乡亲。50多年岁月沧桑，老百姓仍能清晰地唤出她的乳名，那一声声亲切的呼唤，让我泪流满面、哽咽难语。“当时只请了两天假，在阜平没能停留，一天多的走马观花，看到的是百姓生活很艰难，回来后我就想怎么帮帮那里的百姓。”我想帮助老区乡亲的念头，得到爱人刘青岗的支持，但因为工作原因却迟迟不能落实，倒成了我的一块大心病。

2002年，退休后的我再次来到马兰村。这是依然是破旧的村舍，落后的教育，简单的吃食。“这里是我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诞生的地方啊！这里曾是《人民日报》前身《晋察冀日报》、北京军区《战友报》前身《抗敌报》的所在地啊！报社曾有7位烈士长眼在这里，这里的人民曾经为了保护报社牺牲了19个鲜活的生命啊！……”“父亲在‘燕山夜话’中运用‘马南邨’的笔名，表明他的心和情永远地留在了这里。”“母亲曾送给我一枚刻有“马兰后人”的图章”我常思索酝酿着。“阜平马兰村是我国新闻史上不能忘却的一个亮点，完全可以搞红色旅游嘛。”可跟人家别的地方比起来，我们这里还不行，我心里很着急！“我现在一年的退休金有3万多元，我花一万元就够了，那两万元我会用来给老乡们干点事情。”

马兰村民白玉从大姐的父亲是父亲的老朋友，我起初几次到马兰，都住这位姐姐家。2004年，村里小学的校舍坏了，我动员同是工薪阶层的弟弟妹妹，凑齐了4万多工程款，在村里盖了7间校舍。“从校舍到厕所，都是我来设计的。”其中，水冲式卫生间的设计让大家很感奇怪，“厕所在屋里，那不是很臭吗？”我就给村民讲了水冲厕所的好处。为了推广水冲厕所，我就给村民发传单，还鼓励白玉从姐姐家改进厕所做表率。经过几年的努力，水冲厕所的概念在山村蔚然成风。

我打小喜欢音乐，是在歌声中长大的，父母亲都爱唱歌。可在马兰村子里听不到歌声。有一天，我把村里几个小孩儿找来说唱个歌，结果他们什么歌也不会。“我开始还不信，以为孩子可能不好意思唱，后来我让他们唱国歌，只有两个孩子能跟着哼哼，调儿还不对，我心一下就凉了。”没有音乐的人生太苍白了，当时的我感到特别心酸。

自那以后，我打算琢磨着把音乐带进这座偏僻宁静的小山村。我一次次往返北京和马兰，把家人用过的和朋友们捐送的手风琴、小提琴、电子琴和吉他等乐器、乐谱带到了马兰村。慢慢地，在亲友和有关部门支持下，又有了架子鼓、钢琴、长笛、黑管等乐器。我教孩子们唱歌，手把手教他们演奏乐器，还启发孩子们用生活中常见的勺子、铃铛和锯条奏出动人的旋律，培养他们对音乐的兴趣和感觉。

北京到马兰，路途400多公里，虽说并不遥远，但在前些年却并不便捷，先从北京乘火车到定州，再从定州乘班车到阜平县，最后再等从阜平到马兰的班车。“加上等车的时间，有时早上八点出门，到了晚上七八点才能到达马兰。”“就是这段风雨路，我基本上每个月来两次，寒暑假来得更频繁。教音乐得有连续性，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学生学不会。”有时，常想到父辈们的理想和艰难，我也就不感到辛苦和劳累。

2006年，我成立起马兰小乐队。

2008年10月，马兰小乐队第一次走出大山，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马兰小乐队小型音乐会”。随后，在第四届中国优秀特长生艺术节开幕式和“红歌嘹亮唱响中国”演唱会上，在河北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节目录制中，也有了马兰小乐队的身影。

“2011北京榜样”颁奖盛典。“胭脂河水欢快地流淌，小岚老师来到马兰，小鸟叽叽喳喳地歌唱，马兰路上鲜花盛开……”，孩子们以一曲《美丽的家园》作为颁奖词，献给了我。

2013年，马兰幽静的山谷热闹了起来。年过70岁的我感到精力毅然充沛，就发起了“马兰儿童音乐节”。在阜平县委、县政府帮助下，音乐节成功举办，马兰小乐队同清华艺术团乐队等20多个演出团体同台演出，台下3000多名观众掌声如潮。音乐节至今已举办四届。

2015年，在学校旁的山坡上，我亲自设计、自筹资金打造了一座浪漫的三层“音乐城堡”。围栏上镶嵌着铁艺五线谱，阳光照在上面，音符洒落一地。

这两年，我正在一门心思，想打造一个“月亮舞台”。“月亮舞台”就坐落在“音乐谷”，从高处看就像山谷里一个小月亮，“月亮舞台”上面的“半月”是波浪式的，下面一半延伸到溪水里去，水中还有倒影。这样一个舞台，唯美而又浪漫。估计年底能全部完工，投入使用。这就是我们“马兰儿童音乐节”的专属舞台。

……

马兰村孩子们牵扯我的精力越来越多，但《战友报》同志们的邀约，我还是很乐意接受的。今天，我和峻峰同志聊了一个上午，麻烦峻峰同志整理出来，可以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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