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孤独的雪，是雨的精魂

【编者按】

朱自清先生、冯雪峰先生都是著名诗人，为我国新文化、新文学事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朱自清先生是广大中学师生最熟悉又最亲切的散文家，冯雪峰先生是文艺理论家、“鲁迅学”的奠基人。今年正逢朱先生诞辰 125 周年，冯先生诞辰 120 周年，为了纪念这两位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本报特刊载王超逸同志撰写的文章，以为纪念。

那是孤独的雪，是雨的精魂

——纪念朱自清、冯雪峰两诗人

王 超 逸

一

1898 年是中国的戊戌年，这一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发动了百日维新运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诞生；这一年，朱自清诞生。救亡、启蒙、现代化、民族复兴成为百年中国的时代主题。

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

本文以朱自清、冯雪峰二位学人个案为例，试作探讨。

朱自清 （1898——1948 年） 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冯雪峰 （1903——1976 年） 原籍浙江义乌。朱自清，现代诗人、散文家、学者、反帝民主战士；冯雪峰，诗人、鲁迅研究专家、寓言家、文艺理论家、共产主义战士。

他们是师生，又是文学上的同道，思想上的战友。1945 年，冯雪峰在重庆，朱自清回成都时飞抵重庆，看望了他的学生冯雪峰。解放战争时期，冯雪峰在重庆、上海靠卖文为生，先后写下了《乡风与市风》、《跨的日子》、《有进无退》杂文集，写了《雪峰寓言》、《回忆鲁迅》、《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结集出版了、《真实之歌》、《灵山歌》诗集。朱自清对《乡风与市风》予以及时评价和鼓吹，题目是《历史在战斗中——评冯雪峰<乡风与市风>》，费时月余，发表在由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 （1945 年 9 月 1 日、第九十一期） 杂志上。该文指出：“时代的路向渐渐分明，集体的要求渐渐强大，现实的力量渐渐逼紧；于是杂文便成了春天第一只燕子。杂文从尖锐的讽刺个别的事件起手，逐渐放开尺度，严肃的讨论到人生的种种相，笔锋所及越见深广，影响也越渐久远了。”

朱自清于 1948 年 8 月 12 日去世，冯雪峰久久难以释怀，先后两次写出了悼念他的老师的文章：《损失和更重要的损失》、《悼朱自清先生》。对这两篇文章，冯雪峰终身都不满意。他自述说：“几次想写一点更为私人的纪念文字都没有写成”。我翻遍《冯雪峰全集》和“年谱”，也没有找到他的第三篇悼念老师的文章。从已发表的两篇文章看，都是站在大历史的角度，站在当下，站在政治，站在学术与政治、文艺与政治，站在社会与阶级的立场，来对他老师的定位和纪念。他的希望站在私谊的角度来写的纪念性文字的东西，最终没有行诸笔端，给历史留下了空白和缺憾。那么，作为学生的冯雪峰对他的老师从私谊的角度，他将说些什么呢？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问号，让代代后来者在不断地拷问、探寻。

二

朱自清比冯雪峰大五岁，二人共同的导师和战友是鲁迅。

朱自清对鲁迅是敬重的，他们之间相差 17 岁。1926 年 8 月 30 日，朱自清和鲁迅在上海曾晤面。1930 年代鲁迅回北平省亲，朱自清曾两次登门邀请鲁迅到清华作演讲，遗憾的是鲁迅都婉言谢绝了。北京星星文学社《文学周刊》第十七号发表周灵均《删诗》一文，把胡适《尝试集》、郭沫若《女神》、朱自清等人《雪朝》以及其他许多新诗集，都用“不佳”、“不是诗”、“未成熟的作品”等话粗暴地加以否定。为此，鲁迅写《“说不出”》一文，抨击这种“提起一支屠城的笔，扫荡了文坛上一切野草”的恶劣倾向，确立和守护了新诗的地位，也呵护了朱自清们的“野草”的勃勃生机。在朱自清的一生中，以鲁迅为主题，朱自清写过两篇文章《鲁迅先生的中国语文观》、《鲁迅先生的杂感》，从文章学和教育学的角度肯定了鲁迅的贡献，提出学习鲁迅的优点。

朱自清生于 1898 年，20 年后，陈独秀到北大任文科学长，由他倡导的《新青年》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中国的启蒙和救亡的潮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朱自清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直接参与者、组织者、推动者，他与邓中夏等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他被选为第四组书记，在北京市民、平民和工矿工人中进行宣讲。1923年 3 月他发表了长诗《毁灭》，震动了文坛，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也是在 1918 年，那时，北大作为中国新文化思想的策源地，吸引了来自民族四面八方的一批批学者和年轻人，他们都辐辏到这个策源地追寻一个救国图存的大梦。

远在浙江金华义乌神坛村的农民儿子冯雪峰，1921 年他的学籍列入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是一所中等学校，但是在“五四”时期，却与北京大学同享美誉，被誉为“南方最革命的学校”。该校坐落在美丽的西子湖畔，那时有被誉为“四大金刚”的陈望道、刘太白、夏丏尊、李次之，有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作家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等都执教该校。该校校长是著名教育家经亨颐，他提出了“与时俱进”的先进教育思想。1921 年 10 月 10 日，朱自清、叶圣陶组织成立了文学社“晨光社”，冯雪峰、赵平复 （柔石） 等参加了“晨光社”。几个年轻人一起相约，先后出版了诗集《湖畔》、《春的歌集》。由此，年轻的应修人、冯雪峰、潘漠华、汪静之，还有魏金枝、谢澹如蜚声文坛，从此，这几位少年被誉为“湖畔诗人”。朱自清对他的弟子冯雪峰等予以及时评论和提携，这批年轻人的诗风诗潮迅速引起了鲁迅、郭沫若、胡适、郁达夫的热情关注和扶持，这是冯雪峰的第一次诗潮的涌动。《湖畔》内收冯雪峰的诗 17 首，《春的歌集》内收冯雪峰的诗 12 首，两集共计 29 首。

《湖畔》结集出版后的第九天，朱自清立刻发表了《读<湖畔>诗集》一文，从内容和艺术两方面进行评价和鼓励，他说：“《湖畔》里的作品都带着些清新和缠绵底风格；少年的气分充满在这些作品里。这因为作者都是二十上下的少年，都还剩着些烂漫的童心；他们住的世界里，正如住在晨光来时的薄雾里。他们究竟不曾和现实相肉搏，所以还不至十分颓唐，还能保留着多少清新的意志。就令有悲哀的景闪过他们的眼前，他们坦率的心情也能将它融合，使他再没有回肠荡气底力量；所以他们便只有感伤而无愤激了。——就诗而论，便只见委婉缠绵的叹息而无激昂慷慨的歌声了。但这正是他们之所以为他们，《湖畔》之所以为《湖畔》”。时隔 13 年，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又高度肯定了冯雪峰等湖畔诗人爱情诗的意义与品格。他指出：“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朱自清肯定了冯雪峰等“五四”诗人“是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

不久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就退却了，新文化阵营也迅速分化。冯雪峰也和他的兄长和同龄人一样跑到了严寒的北方。他也来到了北京大学深造、寻求和历练，深造的是学业，寻求的是真理，历练的是品格。他没有正式的学籍，是个漂泊者。他拿了同学潘漠华的学员证，厕身北大，他只能趁别的同学外出办事的空闲爬到同学的床位上暂时休息一会儿。为了生计，他当过家庭教员，当过校对员，挣铜板以换烧饼。这期间冯雪峰有幸听过鲁迅的课，他认识了鲁迅，但是鲁迅不认识他。

朱自清是北大哲学系毕业，那一年是 1920 年 5 月。冯雪峰与朱自清在北大是前后脚，但是他们失之交臂。1927年6月，冯雪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一个终身献身共产主义壮丽事业的不屈的战士。他在一本翻译著作的译稿扉页上写下了“这本译书献给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人们”的题词。军阀政府搜集到了这部书稿，冯雪峰遭到当局通缉，北京已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由北漂变成了南渡。他只身南下到了上海。这一年，29 岁的朱自清写出了他的传世之作《荷塘月色》，次年朱自清写出了他的随感录《那里走——呈萍郢火栗四君》。在文中，朱自清向老朋友萍 （沈雁冰） ，郢 （叶圣陶） 、火 （刘薰宇）、 栗 （不详） 倾吐了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思考。“1927 年国内政坛的剧烈变动，引起朱自清思想的极度彷徨苦闷。由此，朱自清遁入书斋和教学。

朱自清有着文学创作的天资、天赋。1925 年他写出了《背影》，出版了散文集《踪迹》，从此奠定了他的现代散文家的地位。大学毕业后，为稻粱谋，他行走于扬州、温州、宁波、杭州之间。他的贤淑的结发妻子武钟谦，相夫教子，理解体贴丈夫。总的说，教学工作虽然辛苦，奔走于阡陌山水间，与父亲的不和，虽然一时造成朱自清精神的郁闷，但是朱自清的生活是充实的，同事之间的和睦关照给他带来温暖，师生之间一群年轻人的歌哭歌笑，给他的心田带来滋润、生机。朱自清一边教学，一边沉潜于学问，他有意暂时隔绝外面喧嚣纷攘的现实世界、社会人生，遁入书宅，以他的勤奋、踏实、认真、一丝不苟，在一边做着学术的积累，学术的训练，做着学术史和诗歌史的预留，而作为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仕”的一员，一边又在思考着个人的大方向，在作为学者，密切洞察着历史的大方向大动脉哪里走。

三

历史的机遇往往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1925 年，28 岁的朱自清经他的老友、学者、世家子弟俞平伯和大学者胡适推荐，朱自清又回到了北平，到了清华大学任教，从此结束了在江浙一带五年飘荡的生活，开始了终年服务于清华的历史新篇章。1930 年，33 岁的朱自清成为清华大学中文系的代理系主任。是年六月，朱自清在《清华周刊》第 35 卷第 11、12 期合刊“向导专号”发表了《中国文学系概况》。该文向有志报考清华中文系的青年介绍该系概况。朱自清强调了中文系在创造新文学方面的使命。

那时清华文学院的院长是冯友兰，校长是梅贻琦，清华汇集了一时之选——鸿儒硕学、一代俊彦，风云际会，星光灿烂。“七七”事变后，清华根据政府安排，实现战时南迁，朱自清也随时代的洪流从北平辗转到昆明。作为系领导的朱自清，以他文学创作的实绩，践行着中文系的使命，赓续着新文化运动的时代精神，又以文学研究的扎实的作风与成就开拓和引导着中文系的方向和道路。他埋首于古典文学。国家之难，家庭变故。1929 年 11 月 26 日，32 岁的原配妻子武钟谦抛下了三子三女，撒手人寰，别他而去。多年后，朱自清饱含深情地写下了给亡人的至情至性的一封悼亡信：《给亡妇》。

朱自清穷困潦倒，生活的窘状无以复述。人们看到在昆明和重庆的街道上，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他披着一件赶马车人披的毡披风，俨然是位孤舟蓑笠翁。为了筹集由昆明到成都的盘缠，他当掉了家中一个砚台、一幅字帖、一张床等值钱的东西，仰天长叹，奈何？奈何？莫可名状。国舛家难并没有挫伤朱自清的斗志，士当弘毅，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作为讲坛上书宅里的学者，朱自清的学问日进，日积月累，他先后出版了多部作品集。

1946 年，在昆明街头，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应声倒下，这枪声将朱自清从书宅之中牵引出来了。他毅然参加了在成都的李公朴、闻一多的公祭大会。面对这凄厉的枪声，当时好多社会名流都躲起来了，但是朱自清走向了舞台的中央，发表了演讲。闻一多的遗著的编辑出版，朱自清是积极的组织者、主持者、参与者。他为《全集》写了序言。该文分析了闻一多作为诗人、学者和斗士的三个人生时期，高度评价了闻一多诗人、学者和斗士三者合一的人格。他以史家的眼光评价了闻一多的学术地位和在民主运动中的贡献和价值，历史的推力，朱自清本人也由此实现了由学者到民主战士的遽变。

朱自清在复校后的清华忙碌着，他的精神是舒畅的。他继续担任中文系主任、学校评议委员会委员。他与师生一起扭秧歌。他牵头并积极组织教授在“停止内战、呼吁和平”的宣言上签字。一九四八年六月，他在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和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宣言上郑重签了名。临终他还告诫家人不要领取政府配给的美国救济粮。为此，建国前的毛泽东在 1949 年写下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评价朱氏行为的意义：“他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前几年我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二楼的玻璃柜里面，我亲眼看到了在朱自清逝世后，社会各界名流在治丧委员会布置的一领素绢上的签字。我在这领素绢前沉默良久。后人在回望朱自清走过的半个世纪的簇尔背影时，似乎对他的大大的问号也找到了部分答案。其实朱自清是幸运的，他生当其世，死当其时，但是

却未必死得魂安。他人生仅半百，学问、事业、思想仅在跋涉的中途。

在他逝世的当时，各界名流都发表了纪念感言，茅盾在《悼佩弦先生》一文中说：“在新文艺运动中，朱先生的贡献不在冲锋陷阵，而是潜研韬略，埋头练兵。他的著作不多，但我深信这都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新文艺史上卓然自有其地位”。

冯雪峰连写两篇文章，也意犹未尽。

历史到这里，也许这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朱自清的晚年，匆匆登场，匆匆谢幕。

四

冯雪峰从重庆辗转到了上海。在 1948 年，淮海大战即将落下帷幕，病中的长子冯夏熊曾为历史留下了父亲的一幅目光和剪影：“有一次我睡醒过来，却遇着了喜悦的目光，他弯着身子看着我，他的脸几乎挨着了我的脸，他轻声地对我说:‘我们有希望了，我们快解放了！’他的眼泪却大颗大颗地落到了我的脸上。我这是第一次看见父亲的眼泪。我想起了在清醒时曾听他说过的淮海大战，我还觉得了流进我嘴里的他的眼泪的苦涩味道”。

这是一位鲁迅的学生和战友，真正读懂了鲁迅灵魂和历史脉动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是被胡乔木感叹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三个半”理论家而占其一的人。冯雪峰留在了上海，成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成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文联副主席、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作为鲁迅的战友和学生，鲁迅的精神上的知己，鲁迅和冯雪峰共同编辑了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丛书——《科学的艺术论丛书》 （8 种）， 共同发起成立了“左联” （成立于 1930 年 3 月 2 日） 。由他笔录了鲁迅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历史文献，由他和鲁迅秘密编辑、著文、发行了《前哨》 （纪念战死者专号） ，1931年 4 月 20 日他们两家在上海合影留念纪念这次事件。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引述的柔石从狱中托人转来的那封信，收信人就是冯雪峰。1936 年 4 月雪峰回上海后，为传达贯彻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精神，与鲁迅、胡风共同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鲁迅后期的几篇重要文章《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都是因鲁迅在重病中，冯雪峰受鲁迅嘱托，代为起草并经鲁迅修改定稿的鲁迅生命晚期的重要历史文献。冯雪峰于是年的 8 月 27 日写了《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这篇文章，以期从理论上总结和探讨两个口号的论争问题。是冯雪峰的理论贡献。该文后面他特地补写了《附记》。刘少奇 （署名“莫文华”） 在《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一文中，对冯雪峰的这篇文章予以高度评价。

冯雪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事，后来作为该社掌门人的鲁迅学专家、出版家的晚辈陈早春在 1984 年写的《在鲁迅的旗帜下》一文中指出：

“······雪峰那些建立在对鲁迅创作道路、创作成就总结基础上的革命现实主义原则，我们无暇在此缕述分明，其中也许难免瑕瑜互见，但他作为第一个提供打开宝库钥匙的人的历史功绩却是不可磨灭的。

在这一点上，雪峰倒是很象俄国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通过对普希金的分析，为现代俄国文学找到了自己的源头；他对果戈理的分析，阐明了俄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时代。他为俄国读者塑造了普希金和果戈理的光辉形象，为俄国现实主义的理论和俄国文学史的撰写奠定了美学基础。雪峰也是这样。他通过对鲁迅的分析，为我国新文学找到了源头，为我国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和现代文学史的撰写提供了美学基础，也为我国广大读者塑造了鲁迅的光辉形象。这一形象的塑造当然有赖大家的雕琢，但其基本轮廓却是雪峰勾勒出来的。”

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冯雪峰死于肺癌，时年七十三岁。

五

鲁迅生前有一大夙愿，他希望写一部关于中国近现代四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为此他做了长时期的积累。从他的乃师章太炎到瞿秋白、冯雪峰这四代人。鲁迅、朱自清、冯雪峰大致可分为划分为两代人，一代是鲁迅、朱自清，一代是冯雪峰。

鲁迅、朱自清、冯雪峰他们的忌辰有着时代标识的意义。1936 年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前夜，1948 年是新中国建立的前夜，1976 年是开辟一个新时代的前夜。两代人的精神志向、目标是共同的——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他们的“望中”。鲁迅与朱自清是民主人士，冯雪峰是中共党员，三人又有着复杂的师生关系：鲁迅与冯雪峰是师生与战友，朱自清与冯雪峰是师生，鲁迅与朱自清可以说是广义的师生。思想家、热忱的社会改革者，是三者的共同定位。

冯雪峰在纪念朱自清的文章《损失和更重要的损失》一文中，他立足的角度既是师生关系，又不拘泥于师生关系。他“吾爱吾师，吾亦爱真理”，他是将朱自清作为中国现代化链条上的一个类来剖析的。全文通篇没有提“鲁迅”二字，但是我读之再三，处处感觉到有鲁迅的形象、鲁迅的道路、鲁迅的精神立在前面，将有形的在场的“朱自清”与无形的缺席的“鲁迅”作对比，同时又将“朱自清”与“冯雪峰”作对比。在冯雪峰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三个“类”的异同，也看到了社会和历史的跌宕、曲折、复杂和演进。

站在 1948 年的角度，45 岁的冯雪峰，这时已经是一位非常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又是一位鲁迅研究的通人，他已经娴熟的操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已经构建起了他的大历史观，拓展出了他的开放性的历史视野。他在用“这个”“鲁迅”、“朱自清”、“冯雪峰”之代际“符号”论证中国革命道路的必然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逻辑。

今年是冯雪峰诞辰 120 周年，朱自清诞辰 125 周年，两个甲子年。暂且不说四代人，仅仅观照两代人，自鲁迅诞辰以来 142 年的足迹，就给历史和未来呈现了无限丰富的哲学意蕴，这需要后来者不断在新的时代语境和阐释框架下，对新文学的前辈们不断进行本体学意义上的再诠释，再出发，不断激发阐释力，从他们的凝视、批判和“母性的爱”“鲁迅的爱”中，发掘他们的张力空间和未来趋向。

但是，历史的步伐并不轻松，后来人可以有部分的文化自觉，部分的文化自信，但是一切答案都在路上，需要由代代人去接力。

（王超逸，北京大学当代企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任：连云港市朱自清研究会名誉会长。） 

（编辑  凤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