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过年，过年爸爸妈妈就能回来，我也不喜欢过年，过了年，他们就走了。”

　　这是一个留守儿童作文中的一句话，作文的题目是《新年新气象》。

　　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目前至少有6102.55万人，超过了全国儿童总数的五分之一。

　　没有父母陪伴的童年，很多孩子无力抵御来自外界的凶险，溺水、交通事故、被性侵。有些孩子也开始对世界怀有深深的敌意。留守儿童犯罪率一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六月初至今，新京报记者兵分四路，走访全国多地，通过从留守到流浪、安全隐患、侵害危机、青少年犯罪四个方面，为您多角度呈现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也试图通过专家的答疑解惑，来探寻这一现状的解决之道。

　　2015年6月9日深夜，贵州毕节，14岁少年张启刚带着三个妹妹，在门窗紧闭的楼房中服下农药，抢救无效死亡。

　　一切似曾相识。3年前，毕节市的一个冬夜，5个躲在垃圾箱里的男孩烧炭取暖，一氧化碳中毒而亡。

　　他们的共同身份是留守儿童。父母离乡打工，他们守在故乡，缺少荫庇、呵护和管教，被关爱远离。

　　全中国有多少留守儿童？

　　农村留守儿童目前至少有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

　　这个数字，来源于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

　　20多年来，进城的农民工们贡献了飞速现代化，被迫留在乡土的孩子们，却成了这一宏伟进程的被忽视者。

　　留守儿童，成了毕节乃至整个中国的伤疤。在故乡留守甚至流浪，他们成了悲剧主角，自杀、被性侵、误入歧途……

　　这个数字还在扩张。

　　被侮辱与被侵害的

　　留守儿童，常被定义为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留守在家乡，并需要其他亲人照顾的16岁以下的孩子。

　　十五年前，这个群体就开始作为三农问题的一部分受到关注。

　　首要问题是他们都是孩子，无力独自抵御意外和凶险。

　　据统计，中国每年有近5万名儿童死于意外伤害，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2014年一份调查数据显示，49.2%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意外伤害。

　　或许有人还记得4年前的“甘肃校车特大事故”，死亡的20个孩子绝大多数是留守儿童。仅2013年6月，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共有15个留守儿童意外溺亡。而这还是“不完全统计”。

　　根据农村留守人口问题专家叶敬忠的调查，溺水和交通事故成为留守儿童非正常死亡的两大隐患。

　　另一个危险是“被性侵”。

　　有资料显示，过去三年里，仅广东省就有超过2500名女童被性侵，近半数在14岁以下。而根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一份留守儿童调查报告，广东正是留守儿童高度集中的省份之一，占全国留守儿童总数的7.18%。

　　据新京报调查，宁夏灵武市一个村庄内，过去一年间，有12名幼女在村里的幼儿园被教师性侵，其中11人为留守儿童。在只有100多户人家的村庄中，这意味着约十分之一的家庭受到伤害。

　　今年四月，媒体盘点了中国十大留守儿童被性侵的事件，这十个案例中，被侵犯女童年龄最大的11岁，最小的只有3岁。

　　“留守儿童综合征”

　　留守儿童就是问题儿童？在很多人看来，这两者足以画上等号。

　　河南省城调队曾在《中国统计》上发表的一篇报告中，提出了“留守儿童综合征”的概念。

　　“综合征”表现为：“学习成绩下降、厌学、逃学甚至辍学现象时有发生”、“性格孤僻、脆弱”、“道德真空”等等。

　　现实是，很多留守的孩子，不仅遭遇危险，也在制造危险。

　　今年6月10日，湖南衡阳界牌镇一对姐妹被人毒死，凶手是同村12岁的留守儿童陈某某。3年前，还是界牌镇，一名13岁的男孩杀死了照看他的姑妈、表弟表妹。

　　他们的年龄，多半对法纪还没有概念，也缺乏对行为的正确认知。

　　去年8月，四川自贡市富顺县，13岁的小敏撞倒3岁的玩伴，抱起她扔进粪坑，还搬来石头堵住坑口。

　　《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在2014年发布，其中指出，留守儿童往往有严重的自卑感，但又有明显的自我中心倾向，大多数儿童对父母充满怨恨，盲目反抗。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留守儿童犯罪率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逃离世界，逃离故乡

　　比危险更可怕的是死亡。

　　毕节四兄妹中的长兄、14岁的张启刚给人们留下了一封遗书：“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张启刚的绝望并非孤例。2014年1月20日，新京报曾报道，安徽望江县9岁的留守儿童小闯在接到妈妈电话后，在厕所房梁上自缢身亡。他妈妈在电话中说，“今年不回家过年了。”

　　2013年，跟着爷爷奶奶在苏北农村长到13岁的留守儿童小宇约了好友小丽，与另一名留守儿童一起喝安眠药自杀，所幸获救。

　　究其原因，是每年至多见到父母两次的小宇在一次吵架中害怕父母离婚，绝望中选择了自杀。

　　《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调查发现，如果父母不能保证每3个月与孩子见面一次，孩子的“烦乱度”会陡然提升，对生存现状产生焦虑。情绪容易出现躯体化、恐怖、敌对、偏执、强迫、人际关系敏感等问题。

　　逃避，成了孩子们应对危机的方法。另一种逃避，是逃离家乡。

　　2012年，有媒体报道称，留守儿童正在成为流浪儿童的新来源。

　　当年，毕节垃圾箱中取暖的5个孩子，在遇难前已沦为了流浪儿。一直睡在拆迁工地中的他们，为了避雨躲进了垃圾箱。

　　贵州大学研究生余丹曾对贵阳的流浪儿童做过研究，他发现，46%的流浪儿童是留守儿童或流动人口子女。

　　政府帮扶责无旁贷

　　有人觉得，留守儿童像是这个时代的“制度性孤儿”。

　　农村留守人口问题专家叶敬忠分析，留守人口现象根源于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以农村家庭幸福为代价来汲取乡村资源，对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空间产生挤压，导致乡村的衰败、凋敝与乡村共同体的瓦解，加深城乡差距。

　　让他们跟着父母一起进城，曾被认为是针对留守儿童的有效解决办法。然而，诸多现实体制难题摆在面前。

　　城乡分割的义务教育体制、二元户籍制度，导致农村入城儿童难以入学，或者入学费用太高，一系列现实壁垒，又让孩子成了进城务工的父母们最大的难题。

　　大多数农民工最终都无法在城市扎根，宁愿让孩子们留在乡土。

　　2012年，五个孩子惨死垃圾箱后，毕节市决定每年拿出经费约6000万，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

　　作为留守儿童大省，这三年间，贵州不可谓不尽力。2014年4月贵州省教育厅、省妇女联合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之家建设及留守儿童管理的通知》，提出将在全省农村寄宿制学校建800个标准化农村留守儿童之家。

　　各地政府和公益组织也纷纷行动。包括建立公益性寄宿学校、儿童托管、在农村校园内设立寄宿制和心理疏导机构等。这些措施让难题有所缓解，然而，社会救助难以覆盖六千多万这个庞大的数字。

　　让这些儿童们少一些留守和流浪，远离灾难与凶险。父母的关爱无法取代，各地政府的帮扶和疏导更是责无旁贷。

　　因为，孩子们不仅是为家庭在留守，也是在为这个国家。

　　新京报记者 胡涵 实习生 郭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