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罕见的母性一面——教女儿唱戏

　　本文摘自《红墙深处》，作者：权延赤，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韩桂馨，一名普通的劳动妇女。手背上露着青筋，目光善良柔和，身上弥漫着恬静纯朴的神气。我们很熟，她讲话总是那么从容朴实、显出“过来人”的宽容。

　　1947年9月30日，我17岁，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几天后。傅连璋同志找我谈了一次话。

　　“韩桂馨同志，李若要调走了，你去接她的班，到主席身边工作，你愿意去吗？”

　　“愿意。”我很激动，感觉到组织上的信任。

　　“那好，主席现在住神泉堡。陕北形势好转，江青同志已经来到河东接李讷，你随她一起去吧。孩子到了上学年纪，上不了学，你不是高小毕业吗？要帮助她识字读书。”傅连璋同志说着，拿笔写了几张纸，把注意事项全部写清，还特意关照说：“江青是主席的生活秘书，管你们这一摊。遇事多向她请示，搞好关系。”

　　后来我得知，傅连璋所言“这一摊”其实只有卫士组三名卫士加上我这名阿姨。江青在延安以及转战陕北期间，没干什么大事，只是负责毛泽东的生活起居。她自己对此不满，有牢骚。政治局常委先后几次提议给她较重要的职务和工作，毛泽东都行使主席的否决权加以否决。直到1956年，毛泽东才同意江青担任较重要的工作，与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一样，成为中共中央直接任命的五大秘书之一，主要是帮助中共中央主席收集整理国际新闻。

　　记得那是1947年10月3日，我在山西临县三角镇双塔村第一次见到江青。那时她还不叫“四人帮”，她只是毛泽东的夫人。

　　走进院子，我便听到一个稚嫩的童音在唱戏，是京剧“打渔杀家”中萧桂英的唱段。到窗口望望，只见一个脸蛋圆圆的小姑娘，头上包一块花头巾，腰间系一根麻绳子，手里抓一根木棍作船舵，边舞边唱。她前边立一位头上盘髻的女人，击掌作拍，不时指点示范。孩子发现了我，停住嘴不再唱。于是，我喊了声“报告”。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江青和李讷，并且知道了江青会唱戏。

　　那时，江青还年轻，对我态度也和蔼。问过我的简况，便拍着依偎膝前的李讷说：“小韩阿姨，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真像拖了块豆腐似的。前段形势紧，整天行军打仗，只好送后方来。现在形势好些了，主席也想女儿，我接她回去。她爱闹扁桃腺炎、爱发烧。阿姨，你要多爱惜着点。”我说：“您放心吧，我会尽最大努力的。”

　　李讷从小过动荡的艰苦生活，而且一直生活在革命队伍的集体环境中，所以不认生，很快便和我熟悉了，亲热了。江青显然很满意，解开当作枕头的包袱，送我几件衣物，有夹克航空装、列宁装，裤子和一双红皮鞋。我不肯要，她不依，一定要我收下，并且让我试穿。我从未穿过这种衣服，穿上后就像换了一个人。江青得意地围绕我转着，上下打量：“很合身么！这些衣服我平时都舍不得穿，我要送给你，一定要送给你。李讷也交给你，我相信你会带好她。”

　　于是，我不好再拒绝了。同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模糊感觉，似乎惶惑：以江青这样身份的人，办事怎么也带了某种社会上常见的习气？但那时，我主要还是从正面理解，看作是她对我的关心，对我表示的热情。

　　“来吧，现在让我给你理理头发。”江青将一块毛巾围在我脖子上，用剪刀替我理发，一边给我解释什么样的头型理什么样的头发好。讲着讲着就讲到了上海，讲到城里姑娘的打扮，讲到舞台和电影演员的现代生活。于是，我又知道了她曾是上海有名的女演员。对于我这个17岁的农村姑娘来说，她讲的一切我都感到那么神秘、新鲜。特别是当她把镜子拿我面前问：“怎么样，是不是漂亮多了？完全成一个城里姑娘了。”我朝镜子里瞟一眼，脸立刻红了。

    我承认，她确实会打扮。尽管她有些爱显示，喜欢表现自己。进城前，一些女同志还是愿意叫她梳剪头发的，她有时也替警卫人员理发，她自己当然更突出些。她皮肤白皙、头发又浓又黑，梳成两条大辫子，然后盘成一个髻。喜欢穿蓝旗袍或列宁装，有时也穿军装，剪裁很合适。军帽稍稍仰起在脑后，走路举止都露着当过女演员的痕迹。接触多了，我发现她争强好胜，不放过任何表现自己的机会。去河西，她一路讲述转战陕北的故事，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她说：“在延安，女同志很多，那时环境安定么。后来都撤退了，只剩我自己。危险了么，天天行军打仗，毛主席不过黄河，我也决不过黄河。现在形势好转了，缓和了，女同志又渐渐多了。那时可是危险的呀，三支队一百多人，屁股后面天天牵着胡宗南的军队，有时牵四五个旅，有时十几个旅。我是不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