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王明质疑个人崇拜：崇拜我比崇拜他强

[导读]陈伯达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

本文摘自《碰撞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十次思想观念交锋》，刘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

1956年，面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显赫胜利和“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以及因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引发的波匈事件等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鉴于对形势的分析，毛泽东不能再支持对个人崇拜的批评了，不能一味地反对所有的个人崇拜。1957年右派向党“进攻”，又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的这一认识。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对待个人崇拜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很快地发展起来。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周恩来主管下的国务院经济部门搞分散主义，并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诀，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毛泽东特别强调：“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逄先知，金冲及泵泽东传（1949-1976）（上卷）[M]北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768）

1958年3月，毛在成都会议上明确指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的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逄先知，金冲及泵泽东传（1949-1976）（上卷）[M]北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802）事实上，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在成都会议上，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席宣，金春明薄拔幕大革命”简史[M]北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32）陈伯达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毛泽东还说：“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卷）[M]焙？冢耗戏匠霭嫔纾1999188）

反对个人崇拜，是因为“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崇拜自己”，此言一出，实际上给反对个人崇拜的人扣上了一顶大帽子，封住了别人的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有对反冒进的严厉批判在前，又有对“正确的崇拜”的提倡在后，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已经是明明白白的了。所以，伴随着大跃进热潮的临近，党内高层开始合力为个人崇拜升温造势。成都会议上，对毛泽东的颂扬不绝于耳。有人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有人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是我们难以赶上的。有人说：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柯庆施的调子更高，他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M]北本：人民出版社，19971332）“党中央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逄先知，金冲及泵泽东传（1949-1976）（上卷）[M]北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802）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对于毛泽东的称颂更加突出。比如说，中国出现毛泽东，如同“德国出马克思，俄国出列宁一样”；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学马列要以“学毛著为主”等。随后，1958年夏，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理论小组负责人康生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席宣，金春明薄拔幕大革命”简史[M]北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32）诸如此类的颂词反复出现，调子一次比一次高，这表明，个人崇拜的氛围已经在党内高层形成并且日渐浓厚。

在中共党内个人崇拜之风日渐显露的形势下，彭德怀为反对党内个人崇拜而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然而，庐山会议最终成了全党动员，维护和树立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的会议。同时，也导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再度升温。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首先表现出坚定拥护个人崇拜的姿态。1959年8月17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进一步赞扬毛泽东，鼓吹个人崇拜。康生也不甘落后，1959年底，他公开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席宣，金春明薄拔幕大革命”简史[M]北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32）1963年，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所谓反对笼统地反对个人崇拜的观点。6月14日，他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这个重要文献中说：“提倡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将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1965年毛泽东接见埃德加·斯诺时更加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现在确实存在个人崇拜，而且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

“文革”开始后，个人崇拜恶性发展，演变成新的“造神”运动。林彪、江青、康生之流利用广大群众被运动所煽动起来的对领袖的狂热，把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吹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当时最流行的说法有：一、“天才说”。1966年9月18日，林彪在《关于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中说：“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泽东思想万岁[M]北本：战士出版社，19683）二、“三个里程碑”说。1967年5月18日，《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中指出：毛泽东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三、“四个伟大”说。1966年8月31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说：“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思想万岁[M]北本：战士出版社，19681）还有“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说等等。至于毛泽东的塑像、雕像、语录、像章，更是铺天盖地，无处不有，无人不有。

林彪在个人崇拜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面对国际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党内明确不准反对个人崇拜，而要搞个人崇拜。以成都会议上提出两种个人崇拜为起点，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已经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公开提出来了。面对毛泽东对个人崇拜态度的变化，林彪从毛彭冲突中认清了毛泽东晚年的致命弱点，意识到搞个人崇拜是“得一人者得天下”，是谋取个人权位的捷径。于是，利用人民对毛泽东的感情，竭力鼓吹个人崇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造神运动”。

林彪制造个人崇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庐山会议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前。在这个阶段中，林彪频繁地颂扬毛泽东。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担任了国防部长，开始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利用讲话、谈话、下达指示、主持起草会议文件、给《毛泽东选集》撰写介绍文章等各种机会，一再颂扬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学习毛泽东思想是一本万利的事”；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几乎没有放过任何一次赞颂毛泽东的机会。

第二个阶段，从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到“文革”开始。以七千人大会为标志，林彪把个人崇拜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不顾事实、真理和原则，阿谀奉承毛泽东。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总结了1958年以来我党错误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三年困难局面的原因，认为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在巨大胜利面前，头脑发热了，不谦虚谨慎了，不实事求是了。与会代表纷纷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可是，林彪却作了一个与整个会议气氛极不协调的发言。他说：“困难局面的出现，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本来，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失误及其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负有重大责任，但林彪反而说这是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结果，阿谀之相显露无遗。

第三阶段，整个“文革”时期。“文革”开始后，林彪等人煽动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旷日持久的“造神”运动。

1966年，林彪发表了著名的“5·18”讲话，极力颂扬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大讲天才论，声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许全兴泵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M]北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10）同年9月18日，他又讲：“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才。……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我们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许全兴泵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M]北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411）

《毛主席语录》是林彪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的摘录，中国人民人手一册。林彪凡公开露面，必手举语录频频晃动。“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在林彪的带动下，整个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人们手举“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唱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个人崇拜由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造神运动伴之以惩罚与镇压，凡是反对者、怀疑者，甚至偶有口误、笔误者，都要予以惩处，或批判，或斗争，直至押入监狱，判处徒刑。这又使造神运动带上了恐怖气氛，增加了它的威势。

持续不断的造神狂热，最终形成以下一些观念：

第一，由于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他可以“洞察一切”，他的话“句句是真理”，所以用于检验人们思想和言行正确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语录标准，就是毛泽东不时发出的“最新最高指示”和他以前说过、写过的每一句话。

第二，对于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指示都必须“毫不走样”地贯彻执行，“一切照办”。革命与反革命，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归结到一点，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实际就是对待个人崇拜的态度。

第三，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最能体现他伟大天才的，是他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马列主义崭新阶段的主要标志。因此，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又集中表现为对待“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这三条也是“文革”期间达到顶峰的个人崇拜的主要内容。

其实，林彪大肆鼓吹“天才论”的真实目的，是把自己也打扮成天才，以便为自己抢班夺权奠定基础。然而他的主观目的却在客观上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但到了1970年12月前后，毛泽东开始指斥个人崇拜的许多做法，毛泽东这一态度使个人崇拜在形式上有所收敛。

“文革”时期，林彪大肆吹捧毛泽东的一个主要目的，便是为了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面对林彪集团的兴风作浪，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是支持的，他批准了林彪的“5·18”讲话，决意做20世纪60年代“共产党的钟馗”。在中共九大上，林彪被党章规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是他并不满足。九大以后，林彪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加快了夺权的步伐。在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在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有组织有预谋地发难。他们采用的手法，是通过大肆宣讲所谓“天才”问题，竭力称颂毛泽东是“天才”，藉此吹捧林彪的“天才”，并且不顾毛泽东多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自己也不做国家主席的意见，鼓吹设立国家主席，提出要让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实际上是企图使林彪当上国家主席。在这次会议上，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变成了林彪集团向党发动进攻的一个锐利武器。但林彪集团的拙劣表演暴露了他们的夺权野心，使毛泽东对他们鼓吹个人崇拜的真实用意以及个人崇拜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当即找林彪谈话，对他提出批评。正是这种认识，使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也有了变化。1970年12月2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一方面为“文革”前期的个人崇拜辩解，另一方面对个人崇拜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个人崇拜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毛泽东明确指出：“个人崇拜现在没必要了，要降温了。”（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苯ü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M]北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毛泽东虽然提出没有必要搞个人崇拜了，但当时已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群众性的个人崇拜的风气，他对待群众热情的一贯态度是加以引导而不泼冷水，因此他对个人崇拜的态度仍然只是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他也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防止和废除个人崇拜。此后，特别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全国范围内的个人崇拜的狂热同“文革”前期相比，的确有所降温，这一方面与毛泽东反对个人崇拜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有关。

邓小平对个人崇拜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反对不适当地夸大个人的作用，反对突出个人，更反对神化伟大人物，反对个人崇拜。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由在野党向执政党角色转换以后，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内在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末期二十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现象，甚至在“文革”期间出现了造神运动。这极大地危害了党内的民主生活和和谐的党群关系，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和损失。

早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尖锐地批判了党内开始滋生的“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他指出：党内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被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这不但会损害党的团结和革命事业，还会把共产党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因此，在会议上，他告诫党的各级干部，对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骄傲和个人崇拜会对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和贡献作出不正确的估价。一个人不管负什么责任，在革命事业中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我们所获得的成绩决不能看作是一个人的，而是多数同志努力的结果。上有中央和上级，下有广大的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有同级，还有左邻右舍。我们决不能贪天下之功，将各方面的努力统统算在自己的身上。

1956年苏共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又给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为了防止中国共产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出现和发展，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又专门论述了防止神化领袖和个人崇拜的问题。他指出：“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本：人民出版社，1994235）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邓小平从理论到实践对个人崇拜进行了批判。理论上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强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本：人民出版社，1994335）实践上先是通过设立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然后逐步建立起干部退休制度，并且身体力行带头退休，并语重心长地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本：人民出版社，1994311）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切实有效地防止新的个人崇拜现象的出现，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提高全党同志的思想认识。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使我们党的这一理论进一步得到深化。

其一，表现在党对个人崇拜性质的认识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把个人崇拜同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和领导体制方面所存在的弊端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和研究。鉴于搞个人崇拜给我们党造成严重危害的历史教训，中央在《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提出：“突出个人”搞“不适当的纪念方法”，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除封建主义遗毒。进而在党的十二大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至此可以说我们党已从根本上解决了对个人崇拜的性质及其严重危害的认识问题。

其二，表现在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的认识方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仅进一步从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历史根源上分析了产生个人崇拜的原因，而且着重从制度上进行了分析，使得我们党对个人崇拜产生原因的认识趋于全面。

其三，表现在我们党明确了克服个人崇拜的基本途径方面。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才能逐渐消除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影响，克服僵化体制的弊端，使生产力得到发展。同时，也能够使与社会主义的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和新的观念意识牢固地确立起来。社会主义的经济的发展，是从根本上消除个人崇拜现象的一个必要前提。其次，经济体制的变革，必然要求政治体制实现相应的调整。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邓小平提出的要从政治方面解决问题的进一步延伸。只有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不断推进我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才能根除个人崇拜赖以存在的制度土壤。

总之，在邓小平的引导下，我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以及克服的途径都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宝库，使反对个人崇拜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